方天興：吃得苦中苦冀為人上人

華總會長丹斯里方天興， 1948年出生，在關丹土生土長，人生隨著父親離世起了重大變化，成為家中小當家后，一家13口生活雖困苦，卻歡笑聲不斷。環境所逼，年紀輕輕的他不忘父親教誨，秉持著父親平時待人處事的態度，在鋼鐵業打拼天下。

儘管有了今時今日的成就，他仍常提醒自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應稍有成就，就自滿。

對方天興而言，父親方錦機在生時，隨著父親到處奔走，不但讓他從中學到待人處事的態度，也深深體會到建立良好人緣的重要。

“對人對事要忍讓，凡事耐心等待和一顆真誠的心意對待，也是從父親克苦耐勞的精神中，所得到的啟示。”

而父親去世后，同樣對他的人生帶來深遠的影響。

父親在從事舊五金收集生意約10年后，在1964年以3000令吉創辦“錦記機構”，並以傳統經營手法收集廢鋼鐵和舊五金生意。

但不幸的，公司才設立3年，父親就逝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方天興，自然挑起父業重任，當時他只不過19歲。

“我當時真的不能夠接受父親逝世的事實，徬徨了好一陣子，一家人如頓時失去了舵手的船員。”

即使是感無助，但日子一樣是要過，方天興終于放下喪父之痛，化悲憤為力量，在生活上持續奮鬥。

照顧一家13口

回憶當時的困苦，他娓娓道來：“當年一家13口，11個兄弟姐妹，我每天上學都負責買菜回家，兩塊錢可讓13個人吃三餐。也曾試過家里沒錢開飯，用鹽摻白粥裹腹的經驗，那種生活，沒多少人體會過。”

那時候方天興早上7點鐘上課前，必須先做好家務，幫媽媽煲水給弟妹泡茶。家又離學校很遠，沒有腳踏車，每天步行數公里，所以他在淩晨5點就起床，放學回家后還需擔柴挑水，做另一回的家務。

有如小當家，家裡一切大小事務，從掃地到砍柴燒飯，照顧弟妹，都差不多由他幫忙。母親對他這位孝順的孩子，確也欣慰不已。

“弟妹眾多，替他們沖涼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記得有一次，妹妹失足掉入家后面的水井裡，差點送命，所幸給我及時救起，但這種經驗也告訴我，一定要脫離困境，盡力協助清寒的人，尤其是讓他們有更好的教育機會和環境。”

正是因為當年的貧窮，造就了一家人至今的團結與相親相愛，當然也少不了偉大的母親陳玉幼女士，含辛茹苦，默默的將他們撫養帶大。

牢記忍耐誠懇

父親逝世，無疑改變了方天興未來的日子與生活，在他20歲那年，曾發生一件事，讓他受益不淺，不但造就他踏上鋼鐵業的經驗，也印證了凡事須用耐心、忍讓和待人以真、待人以誠。

有一次在登嘉樓的龍運爭取一投標機會，對方是洋人。由于洋人一而再的在廢鐵投標價錢上刁難，方天興有被愚弄的感覺，最后按不住心中怒火，破口大罵對方不講信用，做生意不可以言而無信。

最后，對方以一句“GET OUT”（出去）！回應，罵戰結束，生意當然也談不成，各自帶著怒氣離開。

發脾氣犯大錯

回途上，方天興情緒平伏下來，罵人那幕卻在腦海中迴蕩，漸后悔的對自己說：“不對呀！做生意不應該這樣的呀！哎呀，犯了做生意的大忌。”

第二天，他買了禮物，想向對方道歉，卻遭對方拒之門外，吃了閉門羹，最后對方還駕車揚塵而去。但方天興不輕言放棄，駕車攔截，向他致上誠懇歉意。

誠意終打動洋人的心，對方看來也對本身一而再的為難感到內疚，不但接受了道歉，還邀請方天興到家裡吃午飯！

那單生意不但談成了，兩人還做了好朋友。甚至到了今天，雖然人在外國，都會儘量來探老朋友，兩家凡有喜慶宴節，都不忘相邀。

這件事讓他上了一課，與人做生意，都牢記忍耐與誠懇，不再發脾氣。今天，方天興的英語雖不靈光，但憑著這樣的態度，贏得日本、韓國、印度國家和馬來同胞朋友的信任。

做生意，沒有永遠的敵人，卻能有永遠的朋友！

相信成功男人 背后必有賢內助

方天興是個懷舊的人，是因為家族里的每個成員一起經歷酸甜苦辣，叫他難以忘記，就像是到了今日，他也非常感謝這些年來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太太。

方天興21歲結婚，育有4名兒子，3名已成家立室，最小的在本地大學深造。

他認為，要不是有一位全心全力在背后支持他的女人，相信他不可能放心闖世界；賢內助潘斯里林美鸞，是一位不多說話的人，她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全副精神與時間，都花在4個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上。

“我覺得一個家，丈夫事業成功與否，妻子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妻子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持，讓我們放心，回家時見到孩子乖巧聽話，感覺溫馨，不但能夠紓解丈夫在外工作所承受的壓力，也能讓丈夫無后顧之憂的創業。”

“妻子永遠是丈夫背后最大的支柱。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賢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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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分享故事 啟發他人 林金煌靈巧轉變做先鋒

i公司（IBHD，4251，主要板消費）創辦人兼執行主席丹斯里林金煌，是個愛分享小故事的企業家。

比如他會透過煎荷包蛋的小故事，告訴你累積經驗是何等重要，做起事情更快達到目標。

當然，從零到有，從當年一個來自麻坡的小伙子，到今時今日經歷過五個行業的林金煌，有著許多有所啟發的故事，可以跟人分享。

從當初的家具製造業、彈簧床褥製造商、不鏽鋼工業、i品牌的家用電器，到現今發展雪州夜明珠的i城（i-City），深諳靈巧轉變的林金煌說，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啟示，每件重大事情的發生，都令他有所領悟，在面對不同瓶頸時，爭取機會尋求轉變及再昇華。

對林金煌來說，鼓勵是一種推動力，別人刻意的冷言冷語說反話，更是一種推動力！
80年代，林金煌開創了床褥製造工業，捉緊當時國人生活轉變的消費需求，公司業務發展如日沖天。

1987年，林金煌把公司彈簧床褥公司夢鄉控股上市，當年他才36歲，是他人生事業中的重大里程碑。

這位在80年代已經在中國投資設廠、走向世界的企業家，接受《中國報》專訪時說：“但是每個行業有它的特質，什么種子就會種出什么樹。”

林金煌會說出此番話，是原來當年一趟美國之旅，令他有所頓悟。

“當年，我的彈簧床褥事業已是大馬第一，我在苦思著公司接下去還會有怎樣的發展空間。好奇心驅使下，我帶了一位公司高層，赴美國拜訪當地最大的彈簧床褥公司老板。”

萌起脫售事業念頭

形容自己年輕時“很敢沖”的他說，這位美國老板非常殷勤招待，並且分享了公司發展及個人生活的狀況。

“見過這位當時全世界賣彈簧床褥的No.1后，卻萌起了脫售這盤事業的念頭，因為我見到這位生意做得比我大的老板，所過的生活，還不是我最理想中的生活。”

后來又有一次，在一個官方機構安排外國與本地商家會面的交流會上，林金煌又遇上另一個促使他脫手彈簧床褥生意的事。

“那場交流會都是安排國內著名企業家與外國商家交流，當我與外商碰面介紹時，對方問我做什么生意，我說是彈簧床褥生意，對方的回應是：good！good！但他的頭卻望向其他方向找新的談話對象。后來，我見到外商與做鋼鐵業的企業家促膝詳談。”

“我當頭棒喝，明白到這個行業的瓶頸所在，無法達到我事業版圖所欲達到遠大目標。就比如普通樹的根，是沒有辦法種出龐然的梧桐樹！”

就這樣，他毅然脫售了一手打造大馬No.1的彈簧床褥生意，並在機緣巧合下投入不鏽鋼事業。

雞蛋分開來放安渡三個金融風暴

1991年，林金煌把夢鄉控股業務多元化力，並進軍不鏽鋼事業，易名鋼山集團。1993年，他脫售鋼山集團，主要因為覺得公司業務發展已到了頂。

脫手鋼山集團，林金煌說，進賬了3億5000萬令吉，靈巧使用這筆資金，眼光獨到地部署投資，為后來發展i城奠下穩定根基。

林金煌說，當時他把這筆資金分成兩部分來投資，一半在國內購土地，視為長期投資，也就是現金i城的所在地；另一半資金則在國外投資。

“雞蛋要分開來放”，是林金煌的投資至理名言，這樣的做法更有保障。

“我對財務管理的理念向來很保守，不欠銀行錢，所以即使經歷過3個金融風暴，我們都相安無事。”

至于成功，他說：“成功需要許多因素的雲集，運氣、努力、誠信，還有及時爭取機會。”

自稱很小就開始創業的林金煌，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路途上，遇到最大的挫折感，就是當遇到說服力不夠強，別人不願意跟你一起拼的時候。

“創新與領導者不易當。”

但積極樂觀的他，不會讓自己沉溺在負面情緒中，他說，遇到挫折，記得轉換加上轉變，很快就可以恢復元氣。

為別人倒茶學會放下身段

林金煌是家中么子，共有5兄弟及3姐姐，他形容自己小時候是個小壞蛋，卻很有創意。

詢及童年或家鄉對他后來的成功所做的貢獻時，他說，孟母三遷的故事是形容環境對一個人影響的最貼切例子。

“其實，一個人靈活度的伸縮度很重要，遇到不同環境都可以生存，這是很大的優勢。”

訪問過程中，林金煌提到“為別人倒茶”的藝術，是虛心向學的一種體現。

“倒茶給別人喝，是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再來學習別人的長處，也是活到老，學到老精神中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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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德拔

邱德拔1917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厦门。邱德拔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除了经营白米生意，也拥有田地以及多家福建银行的股份。这些银行后来合并成为华侨银行。邱德拔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华侨银行担任文员。1933年，年仅16岁的邱德拔进入他父亲参与创办的华侨银行工作。

1959年，当邱德拔获知自己无法进入华侨银行董事部之后，便离开华侨银行，然后在隔年以马币1000万元开设了马来亚银行（MayBank）。少行内人都对邱德拔的投资眼光表示赞许，尤其是他总是能够凭着直觉，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了不少钱。

在一次访问中，邱德拔透露他的投资心得，他说：“当没有人要进场的时候，就是出手买它（指股票）个几百万的时候了。”

1986年，对邱德拔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在1986年當英國的勞埃德銀行欲敵意收購渣打銀行時，邱德拔和另外兩個金融投資家—香港的包玉剛和澳大利亞商人羅伯特·侯姆 (Robert Holmes) 共同聯手，在最後幾天以13億英鎊的出價擊敗勞埃德銀行，獲得渣打銀行37%的股份。邱因而成為最大股東，而且因為守護有功，更獲英國政府授予爵士頭銜。

另外，在同一年，邱德拔卷入了一场与文莱苏丹家族之间的官司之中。邱家的长子在1986年11月在文莱被捕，被控骗取文莱一家银行10亿元巨款。

据了解，邱德拔与文莱苏丹原本拥有密切的合作关系，邱德拔拥有文莱一家银行70％的股份，另外30％股份则归苏丹的家族。

后来，文莱政府认为邱家没有按正常的手续，就把相等于银行贷款的90％巨款都借给与邱家有关的公司。

风波后低调处事

邱家便是利用这笔巨款，在世界各地投资。邱德拔的这名儿子后来在文莱被囚禁两年。自这件风波之后，邱德拔就低调处事，并退居幕后，把生意都交由子女打理。

邱家便是利用这笔巨款，在世界各地投资。邱德拔的这名儿子后来在文莱被囚禁两年。自这件风波之后，邱德拔就低调处事，并退居幕后，把生意都交由子女打理。

邱德拔在新加坡的三家上市公司，分別是良木園集團、中央產業有限公司和馬來西亞酒店有限公司。其中良木園集團即是新加坡知名的良木園酒店的母公司。而邱手上那龐大的渣打股票已在2006年初被淡馬錫控股控股收購部分，淡馬錫控股因而擁有渣打百分之11.5的股份。

资料源自《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chinese/pages1/chinese_sg230204a.html

郭令灿 丰隆集团，国浩集团掌舵人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

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以他自力更生，不断繁衍的经营策略，使公司的经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一九八二年，郭令灿独具慧眼，买下了在当时还微不足道的香港道亨银行。经过近二十年治理，二00一年时，将这家资本并不可观的小银行以超出公司净值3.33，约53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新加坡DBS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利达29亿美元之巨。这一成功的资本运作，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商业投资。

后来，郭令灿又以2.3亿马币转让了马来西亚出版社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再一次轰动了东南亚，成为当时媒体和各大报纸疯转的头条新闻。

多次成功的资本运作，使丰隆公司成长为马来西亚数一数二具有出色管理能力的公司，郭令灿亦成为享誉东南亚的管理型企业家。

在数十年的公司经营管理中，郭令灿善于发扬自力更生，集腋成裘的企业精神。在接管丰隆公司时，俟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有限，业务量也同样有限。但自从郭令灿主持公司的经营后，他选择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增设了多家贸易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并不大，但由于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业务都相当出色，因此发展十分迅速。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模式，使小规模逐渐形成了大气候。

同时，郭令灿极为善于吸引人才，并且用人之所长。由于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深谙人才是企业发展动力之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本。他深知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善吸纳人才，使用人才，才能使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由于郭令灿用人得当，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使丰隆公司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更加快了整体的发展步伐。

郭令灿在经营中还十分重视树立企业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占有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十分注重树立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对分支机构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从而使丰隆公司的事业如日中天，攀登着一个个高峰。

现在的丰隆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马来西亚五大华裔跨国集团公司之一，除了投资金融业、制造业及房地产三大领域外，还涉足贸易、报业和餐饮业，在全球拥有14家上市公司的大型跨国企业。

郭令灿的发迹，主要有以下几项高招：
1.善于自力更生，集腋成裘
郭令灿从父亲手中接管丰隆公司时，只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不多，业务量也不大。他主持该公司工作后，针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增设了多家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瞄准了市场需求，生意都很好，发展十分迅速。这种“无生有，小变大”，集小商品微利之腋，成大批量高利之裘，小规模变成大“气候”，其生财奥妙在于搞现代化专业化大生产。他的丰隆工业、马太平洋工业及谦工业等大规模工业制造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

2.善于吸收人才，用人之长
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他深深体会到人才是创业之源。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善用将，积极吸纳人才，用好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现代经济学已把资本的概念，从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内涵延伸到商标、技术软件、信誉等“无形资本”了。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

3.善于树立形象，弘扬企业文化 '
郭令灿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上已愈战愈烈了。因此，他十分注重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对直属的各企业，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现在，郭令灿的事业如日中天，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



新马“丰隆”原本是一家
扬威香港的丰隆集团（Hong Leong Group）是足以让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大企业，业务横跨香港及世界各地，掌舵人郭令灿更是大马和香港富豪榜的常客。郭令明与郭令灿是堂兄弟。素来以精明见称的郭令灿非凡商业头脑也是郭氏家族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资料，现在郭令灿家族的财富已超过40亿美元，已超过堂兄郭令明。

1963年，父辈的郭芳枫与哥哥郭芳来（郭令灿父亲）分家后，后者到大马发展。1984年，郭家进一步分产，大马郭芳来只分得工厂及贸易业务，并把业务传给郭令灿，自此新马两家人互相竞争，务求要超越对方，双方甚至曾闹出不和的消息。

记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里曾感慨“遗憾马新无法联手组国”，不知郭氏兄弟是否也曾叹息：“丰隆何时能破镜重圆”。如果两“郭”“双剑合璧”，肯定是新马财力最雄厚的集团。“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郭氏家族应该能感受到这句话的价值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念法律的郭令灿当初从父亲手里接过大马丰隆时，该集团旗下只有丰隆金融、1家贸易公司和3间工厂。野心勃勃的郭令灿，为了让丰隆迅速成为综合型大企业，自80年代起通过多次的收购合并，使丰隆规模迅速成长，广泛进军房地产、制造业、贸易和休闲等领域。曾有分析员形容郭令灿为“企业医生”，他有能力让收购回来的公司转亏为盈，让丰隆成为数一数二出色的管理公司。

郭令灿迄今最成功的投资是1982年买下道亨银行，当时“道亨”在香港是间微不足道的小银行，经过近20年治理，2001年郭令灿将其以54亿美元卖给新加坡发展银行，超过其净值3倍，净赚29亿美元。

郭令灿事业发展最神速是在1994年，安华当上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之时。那时的丰隆，在马来西亚尚欠一个银行牌照。大马政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停止发出新银行牌照，要获得银行牌经营，只有靠收购。已与安华相识的郭令灿，通过运做请安华就亲自出面，游说马联银行大股东邱继炳，出售该银行的股份给丰隆集团，最后成功。

由于取得银行牌照，丰隆霸业成型，业务广及金融、地产、港口及实业。但郭令灿不甘心仅屈身大马，积极扩张业务至国际级的金融中心香港，1991香港丰隆改名国浩集团，以区别大马丰隆集团。至此郭令灿在马来西亚及香港等地共拥有十二家上市公司，规模媲美日本三井商社。当时的郭令灿，成就已超越伯父郭芳枫家族。

然而， 1997年10月的亚洲金融风暴使马来西亚的经济受到重创，第二年大马更是实施外汇管制，此举对丰隆集团打击沉重。而最伤的更是郭令灿在政治上支柱安华，被总理马哈蒂尔罢免并坐监，郭令灿的形势突然变得险峻。

天下雨又逢屋漏，1999年马来西亚政府下令把全国三十六间银行合并，只可剩低六间主导银行，当中并无丰隆的名字。已经拥有一百六十间分行的丰隆银行和丰隆财务面临被吞并的境况。

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由吉隆坡中华工商总会主席林源德出面与总理马哈蒂尔商谈，提出丰隆欲成为主导银行一事。之后峰回路转，大马政府宣布，将主导银行扩大至十间，丰隆银行赫然在名单之内，令郭令灿安然度过一场劫数。

郭令灿虽贵为大马百亿富豪，生活却极其低调神秘，很少曝光接受媒体访问。在公事上，他是丰隆最高决策人，大马以至香港的十二间上市公司主席，但公司业务动向多由三个弟弟，郭令海、郭令山及郭令成出面主持。其中郭令海最受大哥郭令灿信任，主责大马丰隆银行及香港道亨银行

据说，郭令灿一年只放两星期的假期，喜欢到拉斯维加斯和蒙地卡罗赌场赌上一把，当然，赌额会令你我为之咋舌。

目前丰隆集团仍以马来西亚为基地，在全球拥有14家上市公司，市值高达130亿美元，均由丰隆信贷、谦工业（马）、 丰隆工业及国浩集团4家控股公司控制。这些投资各别分布于香港、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与及澳洲等。

财富是由磨难和勤奋换来的
有个商人临死前告诫儿子：“你想在生意上成功，一定要记住两点守信和聪明。”“什么叫守信？”儿子问道。“你与别人签订了一份合同，签字之后才发现你将因为这份合同而倾家荡产，那么你也得照约履行。“什么叫聪明？”儿子又问。商人微笑着回答，“不要签订这份合同!”

郭令明的弟弟郭令裕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商人。总是一身深色西装、白色衬衣配搭深色领带的郭令裕，脸上总也带着礼貌的微笑，同媒体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1993年年仅39岁时郭令裕就被推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而他担任会长时，打破了该总商会自1906年成立以来的旧传统，过去的总商会会长都是先从董事开始，再当常务董事（各组主任）、副会长，然后才担任会长。但郭令裕于1991年当选为董事后，即出任总务组副主任，两年后就众望所归直接担任会长。由此可见他在商界获得的推崇。

同时，郭令裕也在丰隆属下多家公司担任要职，包括丰隆国际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但他的主要精力似乎是在社会活动上。从80年代开始，丰隆集团算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加坡企业，当时郭令裕带着父亲郭芳枫对家乡的热爱，前往中国福建投资和开拓市场，所以他称自己“对中国开始开放的前15年最熟悉”。

除了在厦门投资的假日海景酒店之外，新加坡丰隆原本准备投资一个2亿至3亿美元的摩托车组装项目，但谈判了无数次，集团认为回报前景不稳，没有进行。以这个例子，郭令裕表达他对中国投资的看法是，“要很谨慎，不然还是不要做。”

郭令裕说：“在投资的程序中，最容易的事情就是签合约，然后放一笔钱进去，如果是这样就证明是投资的话，签100个合约也无所谓，但商人最重要的是看成绩单，怎么投资没有人会注意，能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

郭令裕说，自己常在中国走动，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他进出中国的次数不下200多次。注意到一家台湾饮食品牌“永和豆浆”在中国各大城市开了一间又一间，这使他常常想到，有“亚洲美食天堂”的新加坡，居然在中国没有一家响当当的牌子。“对于商家来讲，一个投资有时赚有时会亏，最重要的是，亏了还可以爬起来。”商家到中国去投资的长期隐忧还是人的问题，郭令裕说，看着过于舒适的新加坡新一代，再看看在逆境和竞争中顽强求生、求存、求突破的中国同龄的一代人，自然会想像，它们未来在同一舞台上竞争的时候，风云天下，谁负谁胜？

郭令明有两个儿子和10个侄儿。他的大儿子在波斯顿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硅谷设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对掌管家族生意的兴趣不大。对于谁会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郭令明表示，他目前心中还没有一个特定的人选，打天下的企业家不必赤手空拳从白手起家，主要问题在于你是否具备企业家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能力领导你所继承的产业。因为对家族生意来说，“家庭成员可以是一个极利，也可以是一个潜弊”。早在20多年前，丰隆集团就开始聘用家族以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甚至包括一些外族人士。郭令明说：“我相信能找最恰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个工作，无论他是我们的家庭成员，还是外人。”

对于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成功必然包括曾经失败或犯过错误，财富是由磨难和勤奋换来的。郭令明坦言，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丰隆”考虑将核心业务多元化，当时，有一位高级经理人说他能做一项业务，年利润率达100%。我当时太年轻了，相信他能做到。我对这项业务不太了解，也不想去调查，我只是相信他。

结果我们遇到许多困难，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员工和订单，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我们一项都没有。公司亏损，资本血本无归。我当时非常固执，不相信该项目会失败，于是追加了更多资金，结果仍不见起色。最后，我们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关门了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败案例，错误在于过于信任高级经理人，涉足不熟悉的行业，而且没有充分意识到内在的风险。

我们经营房地产业40多年了，但是有时也犯错误，因为有些变化我们没有预见到。其中有经济的变化，也有环境造成的变化，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但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有应变计划，这样即使犯错误，损失也不会太大。对待错误，惟一可行的措施是承认错误。

目前，丰隆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华商财团之一，旗下共有110家国际酒店，遍布亚洲、大洋洲、欧洲和美国，总客房数目达3万间。它的业务广至亚太地区、欧洲和北美，核心业务是房地产投资开发、酒店经营、金融服务、贸易与实业、电子商务。丰隆集团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标杆企业

关于刘增铭--千年道行一朝丧

刚看了一篇关于刘增铭的纪事，一篇相当久的报导独家采访。在lcl出事前看到这篇报导的人一定会对此人的管理能力非常有信心。但很可惜，可能太过于急进发展，大势进军中东，而错误估计“ML"的帐是特别难收的。这一跤后恐怕不容易东山再起了，一来已经失去控制权了，二来欠人一屁股债。

以下是是篇报导详细内容：

刘增铭:借梯上高楼
“我从投资失败中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只有建立在了解和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才是稳固的。所以,我与合作伙伴都是从朋友做起。”而善借他人的智慧是刘增铭领导的LCL成长为国际化公司的缘由之一。

“只要是装饰中需要的产业,我都全心去做。”马来西亚LCL集团总裁刘增铭的这句话,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LCL能成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室内装修及材料供应集团和大马最早上市的装饰公司之一。在他投资中国的“前哨”——槟城小馆里,这位华人企业家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自己的成功心得。

“我曾经败得很惨”

“我曾经失败过,败得很惨,把我辛苦积累的第一桶金全部赔光。”刘增铭坦率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那是1989年,一直专注于室内装修的刘增铭有感于装修承包工程的时断时续,经营风险太大,希望开展一项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业务。经过市场考察,刘增铭选择了家具行业。 当时他选择投资方向的标准是:不投竞争太激烈的领域,不做技术门槛太低的项目。因此,刘增铭不会选择与本国的小家具厂竞争,他把目光瞄准国际市场。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高品质的需求,刘增铭不惜重金引进国际先进的家具生产线,重塑LCL质量标准,随后与国外的经销商签订了合作协议。

刘增铭说,第一年的经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到了1990年,对方突然变卦,无故单方撕毁合同,导致家具公司的产品大量积压,投资无法收回。

“1990～1991年,是我生意的最低谷。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家具业,花了大约3年的时间,重回装饰主业。”刘增铭强调自己的投资方向没有错,错在对市场的风险估计不足,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家具厂,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装修主业。

“从此以后,我确立了一条投资原则:无论投资什么行业,一定不能影响到主业的发展。就像我今天投资的这家‘槟城小馆’,即使将来不能盈利,也不会对LCL的发展造成任何影响。我更多的是希望借助这个餐厅,打造一个投资中国的信息平台,帮助我了解中国市场。” 实现工业化品质管理

1985年,23岁的刘增铭与两个同道中人联合开了一家小小的装修公司,他们的创业资金只有3000元人民币。十几年后,这个小公司已经成为坐拥千万资产的大集团,合约工程价值达4亿元人民币。 刘增铭认为,LCL的成功在于高品质的服务和专业的精神。他说,LCL的口号是要做到客户心目的中的100分,而不是99分。

1990年的投资失败后,刘增铭流失了很多客户。在重新找回客户的过程中,刘增铭对如何保持装修品质的稳定性思索良久。后来,他总结出,只有将装修的每一个细节制度化才会有稳定的高品质。 所以,刘增铭在公司内部进行品质管理试验,使装修程序化,详细规定了每一个环节的制作顺序和手法,并有专人监督,这使原本自由、散漫的装修工作变得严谨而专业化。有些工人受不了这种约束,自动离开。而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来。 这种品质管理的方式为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中开创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使LCL从马来西亚众多的装修公司中脱颖而出。

1999年,LCL成为马来西亚最早的一家获得ISO体系认证的装修企业。刘增铭说,拿到了ISO的认证,就等于拿到了进军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两个转折点

1997年,LCL成功竞标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机场,获得了主要装修承包商之一的资格。刘增铭说:“这是LCL最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事业上的大事记。从开始接手到工程结束,LCL逐渐提升为马来西亚的一家顶级室内装修承包商。也是在此时,我开始重新考虑LCL的市场定位,准备向国际承包商的角色转型。”

LCL接手吉隆坡机场的第一个项目是马航贵宾厅。对当时的LCL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因为有关工程规定必须在60天内完成,许多承包商因此而退出竞争。但刘增铭对自己说:“能否扬名立万就看这个项目了。”于是,刘增铭每天调动上千名工人,24小时昼夜开工,终于在规定期限内完工,“而且品质没有降低,即使是机场当局也对我们的工作效率啧啧称奇。

忆起当年,刘增铭倍感欣慰。 刘增铭说,今天LCL所承包的工程合约来源,有一半以上是“重复订单”。吉隆坡国际机场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一些政府工程。比如,半政府机构的布特拉再也控股有限公司、大马财政部和外交部政府大楼等项目。最令人诧异的是大马政府近几年在外国多个大使馆的室内装修工程,都是由LCL集团一手包办。

刘增铭说“承包大马驻外大使馆的室内装修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一向以来,大马在外国的大使馆及领事馆都交给当地的承包商去做,直到我们去争取大马驻美国大使馆的装修工程。从而促使外交部向政府建议,以后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装修工程应该优先考虑大马公司。”

LCL一手承包了大马驻美国大使馆的室内设计、装修和施工,包括所有使用的装修材料、家具和附件等,绝大部分由大马运往当地。刘增铭向记者解释说“所有材料由马来西亚运过去,首先是国家政策的鼓励,其次是出于对材料品质的考虑。记得最初把大马家具以货柜形式通过海路运输时,很多人都以为我疯了。那是大使馆装修中一项在古巴的工程,从大马到古巴海路运输需要60天。因为货柜在船运期间犹如烤炉,很多人以为不待家具运抵古巴,早已支离破碎。可事实却出乎大家的意料。”

大马驻外大使馆项目的巨大成功,无疑是LCL进入国际市场最好的宣传,也成为LCL事业的第二个转折点。 刘增铭认为LCL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站式全包服务,从提供原材料到工程设计与装修,LCL可以独立完成。“在大马仅此一家。”刘增铭很自豪于这一点。

2004年1月LCL在马来西亚证券市场成功上市后,刘增铭开始带领着他的团队南征北战,到中国、印度、中东地区开辟新市场,同时也在东盟各国中分一杯羹。

请来大使做军师

刘增铭自言“才疏学浅”,所以总强调,要把企业做好,必须要请到更多的人才,“所谓兵将齐全,事业才能成功。” 大马的媒体评价说,刘增铭虽然在商场上尽量低调,但也是一位长袖善舞、广结善缘的商人。

大马评定政府承包商资格的基本条件是30%的土著股权。为了提升LCL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刘增铭引进了一些马来投资伙伴。在选择合作伙伴上,刘增铭的眼光非常独到。比如现任的集团执行董事,曾是马航高职人员,专职机场工程管理和行政事务。 当LCL定下要走向国际市场的目标后,刘增铭又开始寻找能够帮助他在国际化道路上发展的合作伙伴。

由于LCL集团一直以来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使其在政府官员中拥有着很好的口碑。所以当刘增铭亲自出面力邀已经退休的前大使加盟公司时,大使都欣然而往。现在,刘增铭很自豪的说,LCL集团已经吸引了四位前大使加盟。 现任集团主席拿督赛阿里尖法兹拉退休前是驻泰国大使,曾在世界多个国家担任大马理事。可以说,在争取布特拉再也和外国领事馆的装修工程合约上,主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现在这些大使就像刘增铭的智囊团,帮他把握国内外的政策趋向和市场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我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们的意见收集起来,转化成商机。”刘增铭微笑着对记者说。 在北京开这家“槟城小馆”就是接受了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的意见。刘增铭虽然一直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中国的装饰业竞争太过激烈,使刘增铭不敢贸然行事。所以当大使提出在中国开一家马来风味的小吃店作为桥头堡时,刘增铭认为找到了进人中国的绝好切入点。

在朋友的基础上谈合作

刘增铭在开辟国际市场和跨行业经营时,基本上不会采用独资的方式。他的理由是如果对一个市场和行业不了解时,与其花费很长时间去熟悉,不如联合当地的企业或者有经验的专才来共同经营,这也是保证LCL稳健扩张的方式。 刘增铭与集团负责餐饮的谢总的合作就是一段佳话。原来谢总在马来西亚经营着一家餐馆,刘增铭是他的常客。一来二往间,两人就成为了朋友。一天,刘增铭又去餐馆吃饭,看到谢总情绪似乎有些低落,便关切地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谢总吐露出最近与股东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正犹豫是否退出这家餐馆的经营。 这时刘增铭已有意介入餐饮业,苦于没有觅到合适的人选而暂时未动。谢总将近20年的餐饮业经营管理经验,早就为刘增铭所看中,当下提出:“我投资,你来经营怎么样?”心仪刘增铭为人很久的谢总欣然应允,卖掉原来的所有股份,投奔刘增铭,全权负责LCL在马来西亚的餐饮业务。

刘增铭还向记者透露,他已与北京的一家装饰公司进行了合作洽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LCL将会以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装饰市场。 也许是出身贫寒,曾经被人轻视的童年经历,使他更加懂得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价值;也许是天性的缘故,刘增铭不愿意抛头露面。只要公司需要,他宁愿做一个幕后老板,让更合适的人走上企业前台。 当他在马来西亚自己的餐馆中吃饭时,没有人会想到他是老板。人们都以为谢总就是老板。时常有不知情的朋友过来跟他打招呼,他也从不说穿。他说,他非常喜欢看到谢总他们把自己视为公司的主人。

经营企业的心得使他明白善借他人的智慧是成功的前提。


转载自《中国经济周刊》 2004年第08期

李兆基 亚洲股神 新鸿基地产

李兆基一九二九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当时其父在顺德开了家经营金银业的小铺，李兆基的孩童时代就是在这个小铺子里度过的。从小耳濡目染，使李兆基对做生意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三十年代中，李兆基的父亲从顺德来到广州，开了一家银庄。小学刚毕业的李兆基也随父亲来到广州，在父亲的银庄里打杂，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国内地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之时。李兆基在银庄里每日接触大量钱财，他亲眼看见有的人几天前还拥有几捆钞票，几天后便随钞票剧烈贬值而一文不名。年轻的李兆基从中悟出一个道理：钞票只是浮财，而拥有物业才是真正的恒产。这个道理李兆基认为他终身受用不尽，正是靠着它，李兆基才有今天这番事业。

一九四八年，李兆基怀揣一千元钱，只身来到香港，躲避战乱。初抵香港，李兆基利用他熟悉货币兑换业务的优势，在几间银铺挂单，从事买卖外汇和黄金的生意。当时正值解放战争之时，不少内地财主跑到香港，外汇兑换业务及黄金买卖生意十分兴隆。李兆基与何贤等人合作，在这场黄金大战中大赚了一笔，为其后来事业的发展奠下第一块基石。五十年代初，李兆基又转行做五金生意和进出口贸易，生意十分顺手。然而，尽管钞票源源不断地赚进，李兆基的心里仍不踏实，广州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他决心另择生意行当。从过去的经验里，他今次选择了一个可靠的行当 —— 从事地产业。

一九五八年，李兆基和冯景禧、郭德胜等八人合股组成永业公司，开始涉足地产生意。一九七三年初，恰值香港股市牛气冲天之时，李兆基趁机将永泰公司上市，每股一元的股票一下子涨至一元七角，李兆基大捞了一把。也是运数使然，就在李兆基大捞一把之后，香港股市随世界经济衰退而大崩盘，地产业也随之陷入低谷。李兆基此时手里握着巨额现金，他看准机会，大肆压价购进土地和旧楼。

一九七五年，香港股市开始复苏。李兆基也在此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恒基兆业有限公司。股本1.5亿港元，地盘20个。恒基兆业成立之初，仅有股本一点五亿元，楼盘二十个。但几年之后，它的地盘激增至逾百个。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要源源不断地取得足够的土地来建房决非易事。李兆基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方式来为自己增加土地储备。李兆基以工业化方式经营地产业。他将土地视为原料，楼宇为制成品。源源不断地收买土地和不断生产出成品，使恒基兆业博得港人口中的“楼字制造工厂”的名声。

一九八一年六月，在香港股市的再一波狂潮中，李兆基成功地将恒基兆业推上市，一举集资十亿港币，充实了自己的实力。成功地渡过了八十年代初、中期香港地位未定时的低潮期。渡过了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低潮，李兆基和他的恒基兆业又上一层楼。一九八八年，恒基兆业地产公司全面收购了永泰建业，将之改名为“恒基兆业发展有限公司”。新世界发展勇气逼人；恒基兆业则眼光远大，先声夺人。

1993年2月，他与郑裕彤、何鸿星以14.9亿港元收购加拿大Westcoast Peboleam公司。1994年8月，出售加拿大物业百福轩(总楼面要1.63万平方米)，市值1.6亿美元。恒基地产于1992年大量投资大陆房地产，1993年6月止，在大陆供集团发展的地盘共有20个，总楼面积逾185.8万平方米，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其购入成本低于集团总资产10%。

经过多年发展的李兆基，现在已成为香港地产业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显要人物。他现在是香港恒基兆业地产及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主席，共计持有59.87%的恒基兆业、2.5%东亚银行、12%新鸿基公司、10%星洲新达城市发展的股份。此外，李兆基通过恒基兆业地产持有71.8%的恒基发展、29.7%中华煤气、32.6%油麻地小轮和25%广州洛溪新城的股份。1996年，恒基兆业地产总市值达123.30亿美元，资产总值为679.45亿港元，营业额111.71亿港元，在香港上市公司排名中位居前列。

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短短几十年时间，创下了令世人瞩目的永恒基业。他处世心细，精于计算，他有一句格言：“小生意怕食不怕息，大生意怕息不怕食。”做小生意要勤奋，做大生意要计算精确。香港富豪李兆基的名字，经常排在外国财经杂志富豪榜之列。他的成功秘诀在于眼光敏锐，他认为地产建设大有可为，全力以赴，于是创下了今天的巨额财富。

李兆基的成功，当然希望延至下一代。所以他教儿子有自己一套，他说：“少年得志，狂妄自大；游手好闲，不思勤奋，是失败之源；放纵自己，轻挑浮躁，早晚会闯祸；凡事不可忘本，饮水而不思源，后果堪虞。”

借势合作捞到第一桶金

开初，他被银庄的钞票迷住了。你看，各种各样，大捆小捆，出出进进。他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赚上几捆钞票呢?渐渐地，他业务上也入行了，兜里也装进了一些钞票。可不知为什么吃饭没有钞票不行，但这些钞票今天可以买到一斤米，过两天就连一两米也买不到了。就在他开始懂得怎样赚钞票的时候，他又似乎觉得光赚钞票没用。他开始厌恶钞票了，为什么?他说不清楚，可他又离不开钞票。

由零到亿的富豪是香港举世知名的特产

李兆基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香港人的梦。

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李兆基1997年的资产达150亿美元，是当时亚洲最富有的人，也是世界第四大富翁。或许，人们关注李兆基的个人财产比关注他的现状多，李是靠在香港开发地产成为举世瞩目的富翁，但从近些年来他的主力公司——恒基兆业的经营业绩来看，地产市场正成为拖累他财富的“后腿”。

失落的地产帝国梦

1994年，李兆基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说：“公司肯定在香港之外，地产之外搞多元化发展。”当被问及方向在哪里，李兆基犹豫着回答：“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找到。”

一边在寻寻觅觅，一边却犹犹豫豫。李兆基万万没有想到，7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四处寻找。“多年来他一直在谈论新的增长驱动力，却没有任何结果，”跟踪恒基兆业的一位银行分析师说：“他现在有被从亚洲公司第一梯队中甩掉的危险。”至今，恒基兆业超过90%的利润仍然来自于香港地产市场。不知李兆基想过没有，恒基兆业的发展已经有如一艘在大海中逆风而行的大船，不进则退。

心智模式的障碍

如果人们非要把恒基兆业的经营业绩节节下滑完全归咎于多元化投资效果不佳或香港地产市场低迷的话，倒不如说企业的机制和管理出了问题。跟亚洲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样，恒基兆业是靠创始人李兆基用自己超人的能力把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的。致命的是，在企业出人头地之后，也就意味着一权独大的开始，尤其外人在决定企业未来时没有发言权。反观国内最近几年来家族企业灾难不断，尤其最近发生的益通事件，一权独大、一股独大的威力可见一斑。曾经贵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的广州益通集团，因其一股独大的经营作风导致集团出现债务危机，董事长最后身陷囹圄。

残酷的生存现实

尽管受过李兆基10载的教导，他的两个儿子李家杰和李家诚并没有鼓舞起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含着银匙出生，是亚洲家族企业下一代的代表。事实上，1998年李兆基给他的大儿李家杰打的分数是：“及格”，以后再没有修正过。李兆基为什么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交由刚刚“及格”的大儿子李家杰来打理？

创业初期，正当他欲宏图大展之时，他最欣赏和信任的一个徒弟却要离开，他满腹疑惑，不知就里。徒弟临行时告诉他，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要想拿回，须用100万来赎。结果官司整整打了五年才摆平，从此，他得出“家族企业”的管理在中国应该是“50年不变”的结论。

家族化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做得更好。中国房地产开发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以广州市为例，1999年销售前10名的公司中，民营企业就占了7席。然而，当前摆在众多民营地产企业面前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发展壮大了，更为紧迫的是如何解决好赏罚分明、家族成员平衡、唯才是用等关乎企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李兆基虽只是小学毕业，但却身怀绝技：用算盘计算快过电脑。他的脑力惊人，恒基一百多地盘，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里进度如何，哪里面积多少，随口可出。李兆基的座右铭是：“先疾后徐，先声夺人，徐图良策”。他认为凡成功不可或缺的是培养好自己的能力，做好事前准备，有独到眼光，方能先别人一步。

李兆基谈到个人财富问题，说了一句古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始终认为，不择手段，没有道义，发达了也没有用，做人应该要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

既然明知财富如浮云，那么为什么几十年来还要在商界纵横驰骋呢？李兆基认为，事业所带来的成功感，不完全在金钱方面。在他心目中，做地产最重要的是有预测能力和鉴别能力，买地就像买衫一样，买得便宜穿得久，便说明你眼光好、买得值。大家一齐去买地，谁识货，谁不识货，“有料无料”，几年后便见分晓。总括来说，投资有如一块试金石，能分辨“高”“低”、明察秋毫，是为最成功的境界。李兆基除了投资眼光快且准外，待人接物也很注重传统的人情味，决不像有些商人只认钱不认人，几十年来，他的恒基公司几乎与香港各大地产公司都合作过，被誉称为“百搭”地王。

霍英东

在港台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不仅因为他个人资产大约有130亿港元，更因为他连续几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1993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然而，霍英东的出身，也许要算亿万富翁中最苦的一个！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甚至贬称为“水流柴”、“蛋家仔”，意思是这样的人无家无业，像水上漂浮的柴片一样到处漂流，像浮在水面的半个鸡蛋壳，随时都可能被打翻沉入水底！

1922年秋天，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卸上自己的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血汗钱，一家人艰难度日。全家人一年到头连鞋子都不穿，这也成了他们被人取笑的特征。霍英东至今还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特别穿了双新鞋上岸，可是在大排档吃馄饨时，他不知不觉间就把鞋子脱掉了，吃完后赤着脚就走，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一双鞋！“舢板客”的生活不但贫困，而且危机四伏。霍英东7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俗话说“祸不单行”，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母亲再也不敢居住在舢板上了，带着霍英东和2个女儿，搬进了湾仔的棚户区，同另外50多家人，同住一幢破旧的房屋。这里一半的人都患有肺病，经常有人死去。母亲勉强维持着驳运的生意，同时还为船员洗补衣服，艰难地养活一家人。小小的霍英东，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住上高楼大厦，而他们家却这样贫困。在河滩上玩耍时，他常常用泥土盖起一幢幢的“房屋”，兴冲冲地说：“妈妈，这是给你的！姐姐，这是给你的！”

母亲因为自己不识字，在经营中常常吃亏，所以宁可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不让霍英东当童工，而坚持让他去免费的新梅小学读书。天性聪明的霍英东，学习极其刻苦。偶尔有一次考试成绩在第三名以下，他就觉得脸红，感到对不起母亲和姐妹。听到儿子琅琅的读书声，母亲便感到心中有了新的希望。12岁那年，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拿回了小学毕业证书，对母亲说：“我读完小学了，以后让我帮你干活吧！”母亲拍拍懂事的孩子，说：“儿啊，我要供你多读几年书，让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全家人节衣缩食，把霍英东送进了香港有名的皇仁书院读中学。皇仁书院每个月的学费就是5元钱。这对于他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实在是过于昂贵了！霍英东第一次交学费，母亲四处筹措，仍然没凑齐5元钱。这时，他14岁的姐姐，默默地翻出一个手绢包，取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那一枚枚磨得发亮的铜板，是她牺牲了多少女孩子吃零食、买小玩艺的快乐才保留下来的啊，她却心甘情愿地给弟弟做了学费。霍英东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化为自己勤奋读书的动力！每天晚上，他还要帮母亲做账、送发票，然后才能坐下来，一直读书到深夜。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霍英东常常想倒下来大睡几天，但他仍支撑着那瘦弱的身子，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了。

他读到中学三年级时，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广东。家里再也交不起学费，霍英东也不愿再死啃书本，他恳求母亲说：“我已经是18岁的男子汉了，让我干活吧！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母亲终于辛酸地默许了。

赤手空拳的霍英东，从香港社会的最低层，开始了他的人生奋斗。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单薄了，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就被辞退了。不久，日本占领军扩建启德机场，需要大量劳工，但工资非常低，每天只给半磅配给米和七角五分钱。而霍英东从他家所在的湾仔乘车到机场，路费就得要八角钱！霍英东没有办法，只好多吃苦跑路，省下这笔交通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赶到码头，花一角钱渡过海，然后骑车赶到机场上班。劳工们干的都是苦力活，挖石抬土，消耗很大，但食物却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一碗粥和一块米糕。霍英东总是感到又累又饿。有一天，工头让他去搬重达50加仑的煤油桶，结果被砸断了一根手指！那工头也是中国人，出于同情，把霍英东调去学做汽车修理工。可是没过多久，喜欢冒险的霍英东自己试开汽车，结果把车撞坏了，又被炒了鱿鱼。

那几年中，霍英东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有一天，他听说日本人高价收购海草制造药材，于是用经商的积蓄买了一艘大摩托艇，在炎热的夏天，带着80个渔民到东沙群岛上去采集海草。由于荒岛上缺乏淡水，缺乏食物，而温度又高达40多度，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苦苦熬了半年，结果打回的海草卖得的钱，刚刚能够开支，连一分钱都没赚到！

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却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当时，在湾仔附近，有一家不大的杂货店，那是他母亲和13个合伙人共同买下的，霍英东曾在那里负责管理店务。那个店虽然小，生意并不差，有时他必须面对十几个顾客，应酬稍不周到，顾客就会掉头离去。他尽量做到眼快、嘴快、手快，留住顾客，做好生意。这种实际训练使他培养出了灵活的处事方法和敏捷的算术头脑，为他以后做大生意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小店早晨6点就开门，晚上10点才关门，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晚上打烊时还留着一扇小门，以备顾客的临时需要。这样做，霍英东自然非常辛苦，但小店的经营却很有起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坏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8万港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地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可是由于他经常冒险，母亲在生意上从来不肯信任他，也不肯给他钱去冒险。霍英东眼睁睁地看着一笔大买卖就要落空，正在着急，幸亏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虽然利润不算太大，但却为霍英东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就预料到，香港航运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他苦苦地思索改革房地产经营的方法，却没有结果。

有一天、有个老邻居到工地上找他，说是要买楼。霍英东抱歉地告诉他，盖好的楼已经卖完了。邻居指着工地上正在盖的楼说：“就这一幢，你卖一层给我好不好？”霍英东灵机一动，说：“你能不能先付定金？”邻居笑着说：“行，我先付定金，到盖好后你把我指定的楼层给我，我就把钱交齐。”两人就这样成交了。

这个偶然的事件，却使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立刻想到，他完全可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个办法不但能为他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大大推动销售！

因为，房产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要想买一幢楼，就得准备好几十万元的现金，一手交钱，一手接屋，少不得一角一分，拖不得一时一刻。当时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房产，所以房地产的经营也就不可能太兴旺。现在霍英东采取的房产预售的新办法，只要先交付10％的定金，就可以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新楼。也就是说，要买一幢价值10万港元的新楼，只要付1万港元，就可以买到所有权，以后分期付款。这对于房地产商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人家交付的现金，他们原来只够盖1幢楼的钱，现在就可以同时动手盖10幢楼，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购买房产的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先付一小笔钱，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待到楼房建成时，很可能地价、房价都已上涨，而已付定金的买方只要把房产卖掉，就有可能赚一大笔钱！因此，很快就有一批人变成了专门买卖楼房所有权的商人，这就是后来香港盛行的“炒楼花”。

霍英东把这叫做“房地产业的工业化”。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实行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创造性的经营方式。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当时亲朋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将如此之大的投资用于风险很大的淘沙业，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啊！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出霍英东所料，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淘沙的效率，降低了成本，赢得了利润，淘沙船在霍英东手中简直就成了神话中的淘金船！霍英东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又从国外订购了一批淘沙机械船。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作建筑材料的黄沙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身为亿万富翁的霍英东，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从70年代开始，热爱体育的霍英东，就积极努力争取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74年，他以香港足球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亚洲足球协会会议时，努力争取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使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协会的会员席位，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出了个特级体育大使霍英东！

此后，在中国取得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羽毛球协会、国际篮球组织等体育组织席位的过程中，霍英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同时，他还不惜资产，在经济上支持发展祖国体育事业。1979年他成立了总资产达15亿港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率先积极地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从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从公路到桥梁，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从暨南大学到英东游泳馆……霍英东的总投资在10亿港元以上！他一再表示，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并不希望把钱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一时竟回答不出来，却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林绍良

传奇的经历和戏剧性的发迹史

在美国著名杂志《财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级富豪排行榜中，总有数十位海外华人的名字。华人经商致富的名声已远远超过犹太人。而在众多华人亿万富豪中，谁执牛耳呢？当属拥有70亿资产的印届华人林绍良。他是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称。他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雄踞世界华人第一大富翁的宝座，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富。然而谁能料到，这位当今拥有亿万家业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卖花生油的小贩。他的传奇经历和戏剧性的发迹史惹人瞩目，而其成功的秘诀更令人寻味。

7岁那年，林绍良便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他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书，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道德观念。

林绍良的家乡是个田少山多的贫困地区，许多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农民都想到外地去闯世界。他的叔父去了印尼，在林绍良11岁时，大哥林绍喜也离乡背井到了印尼。

1931年，15岁的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父母为他在村东大路旁租下一间小屋子，开了一家小面店，由林绍良出任“老板”。小小年纪的他，勤勉肯干，店内外都由他独自一人料理，生意做得很灵活，不到半年，竟赚了不少钱，显示出他在经商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和才华。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人心惶惶，林绍良的面店也只好关门。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福清的土地。一时间，兵荒马乱，百业凋敝，乡下的青壮年劳力接二连三地被抓壮丁。

为逃兵役，许多福清青年变卖家产，远渡南洋去谋生。这时，抓壮丁抓得更厉害了，林绍良眼看难逃此关，也准备去南洋。恰巧村里有一印尼华侨归来探亲，林绍良便求他带自己去印尼投奔叔父。那华侨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合计作为“父子”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

听说儿子要出洋，父母心里都很难过。但林绍良讲得有道理：“树挪动要死，人挪动却活，干吗要把儿子困死在家中呢？”既然绍良有志，父母就由他去吧。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

怀着父母的养育之情，牢记父母的谆谆训诫，林绍良迈出家门，走向那远方的陌生土地。

1938年春天，林绍良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这块土地。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这一招还真灵，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高兴地给他加了薪，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2年后，他有了些积蓄，就想独立创业，去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深感艰苦岁月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炼，才会有所进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打响了。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有过几年经商经验。独具慧眼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独闯天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成败则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在异国他乡唯一依托的叔父，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给印度尼西亚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恰逢前些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把这项掩护任务交给了林绍良。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正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印尼的现任总统苏哈托，而当时苏哈托是这个师的上校团长。

林绍良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对于处于被围困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提供安全保护。

双方一拍即合，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他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一天傍晚，林绍良把一批军火押送到印尼军营后，便来到苏哈托的团部。两位挚友见面后就亲热地交谈起来。林绍良把贩卖丁香的想法如实相告，并请求苏哈托团长派兵保护。苏哈托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有了苏哈托的特殊保护，林绍良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马鲁古群岛。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了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在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后，也决心大展鸿图。古突士镇这个曾经使他发迹之地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此时，印尼的经济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进入其它领域。

从1954年起，他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丰厚的资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了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即投资1亿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达100万吨。此外他还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林绍良的水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泥产量近1000万吨，约占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金融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有30亿美元，但其金融业的总资产却达40亿美元。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5年，林绍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辞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银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此君才华横溢，精通银行业务，便立刻邀请他到中央亚细亚银行供职，并允诺给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绍良慧眼识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该行1978年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而且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的加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中央亚细亚银行不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于国际贸易，而且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使林绍良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实现了他那“企业王国”的梦想。“林氏王国”主要由两大集团构成：一个是三林经济开发公司（三林集团）。“三林”是指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兄弟。三林集团控制了两个大财团，即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华仁谊集团。前者是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林绍良本人占24％的股份。华仁谊集团则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另一个林氏集团是由林绍良与福清同乡林文镜合资组成，两人各占30％股份。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192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于、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林绍良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于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绍良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林绍良与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的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的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而且军方还慷慨地向他提供一个全职随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保护。但苏哈托的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林绍良正是以这种信念去创造他的业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如今，年近80的林绍良已从一线退居幕后，他的三儿子林逢生担任了林氏集团的总裁。1990年，林氏集团的营业额高达80亿美元，其员工约有13.5万人。林逢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深谙经营之道，正进一步地拟订周密谨慎的环球发展计划。林氏王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胡文虎 万金油创制人

1882年1月16日，胡文虎出生在缅甸的仰光。 他的父亲胡子钦，是中国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村人，年轻时因为家境清贫，在1861年孤身漂洋过海，来到仰光，行医为生。由于南洋气候炎热，阳光强烈，当地居民容易中暑、头晕、疲倦，而胡子钦从国内带来的一种中药成药“玉树神散”，清凉解暑的效果相当好，所以很受欢迎。他逐渐积累起一点资金后，就在仰光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买了房子，开设了一家永安堂药铺，行医卖药。胡子钦不但精于医术，而且为人忠厚，常做好事，当地人有了病都愿意到他这里来治疗，永安堂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兴旺。后来，他与潮州来的姑娘李金碧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胡文虎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转眼之间，胡文虎已经10岁了。小文虎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健壮，聪明伶俐；性格倔强。他对父亲药铺里的事情兴趣很大，见什么学什么，而且一学就会，可就是不安心读书，经常逃学。胡子钦为儿子伤透了脑筋，可他业务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为了不荒废儿子的学业，他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把文虎送回故乡，让他在祖父的照看下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回国的轮船上，胡文虎听父亲说起故乡的贫困和家族的苦难历史，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可是，当时中国私塾里教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古文，枯燥难懂，胡文虎越读越没有劲，终于又犯了老毛病，一有机会就溜出学堂去玩耍。祖父没有办法，只好专门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他。

那一年，本来就贫困的永定县又遭受了特大灾荒，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度荒年。少年胡文虎看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他十分同情灾民，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叫卖女儿，他也难过得泪流满面，忙掏出平时积下来的四个铜板给她们。还有一次，一个饿极了的乞丐偷吃人家的烧饼，被凶狠的老板打得死去活来，胡文虎急忙上前劝阻。老板说：“你不让我打他也行，那你得为他还我的烧饼钱！”胡文虎气愤地说：“等我长大了，回南洋发了财，一定来还你的烧饼钱！”谁知老板哈哈大笑，蔑视地说：“真是白日作梦！你也能发大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经过这些事情，胡文虎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再不逃学，每天都认真读书。课余时间，他还找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来看，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发了财，一定要像宋江那样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让他们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

4年以后，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帮父亲料理药店的事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胡文虎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为病人配方抓药，他都认真地在一边细看，暗暗琢磨其中的道理；空闲的时候，他就阅读医书，研究中药学和西药学的理论，常常到夜深还不休息。因为睡得太迟，他有时早晨起得晚些。父亲胡子钦也是个热爱事业的人，每天都是第一个早起进店工作，见儿子还睡着，很不满意。胡文虎懂得父亲的心意，父亲是希望他能更加勤奋，早日成才，所以学习和工作就格外刻苦。

1908年，胡子钦突然身患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一再叮嘱胡文虎要和弟弟胡文豹同心协力，发展事业，而且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亲人……

父亲一死，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药店也失去了支撑。虽然胡文虎和弟弟辛辛苦苦操劳，但永安堂药店的生意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迫于生活，胡文虎只得肩挑药担走街串巷叫卖，但还是没有多少收入。眼看药铺已经到了面临破产倒闭的地步。胡文虎母子3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中。

但是胡文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一心想为事业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装仁丹的药袋，忽然得到了启发：日本生产的仁丹治疗中暑的效果比较好，又便于携带，所以销售量一直很大，永安堂要想发展，就必须创制出像仁丹这样受欢迎的药品来。

他急忙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却没有点头。她的生活经验比儿子丰富得多，懂得创制一种新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同时，永安堂的经济状况，也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胡文虎先争取到弟弟的支持，又耐心地向母亲说明：现在永安堂的生意已经没有出路，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只有下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才有可能让永安堂起死回生！弟兄俩终于说服了母亲。母亲取出父亲一辈子的微薄积蓄，含着眼泪交给了胡文虎，并且叮嘱他一定要珍惜这全家最后的一笔财产！

胡文虎接过这沉甸甸的钱，开始了他真正的创业历程。

他先到香港，为永安堂进了一批货，让药铺能维持一线生机；接着便回到祖国，调查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后来又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了解药品经营的行情，学习药品制造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顿都吃最便宜的食物，每夜都住最便宜的客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胡文虎不但掌握了一定的制药技术，而且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生活水平低下，暑热病流行情况严重；西药虽然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价格却贵得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用得起的。

胡文虎就根据这种状况，决定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要研制出一种对治疗暑热病有特效而又价格便宜、便于携带的中药！

1910年，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家中。在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后，他和弟弟就动手大干起来。他们在过去“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增加了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原料，吸收祖国药品传统的膏、丹、丸、散的优点，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过3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终于创制出一种新药。这种新药既可外用，又可内服，既能治感冒、头痛、鼻塞，又能治晕车、晕船，几乎可说是一种“万能”良药。由于多日的劳累，胡文虎自己也觉得头晕目眩、恶心欲吐，他想这正好可以试试新药的效果，就从药罐中挑出一些抹在额头上。片刻之后，他的病痛便烟消云散，浑身舒适。胡文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去告诉母亲和弟弟。饱经沧桑的母亲，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的母亲问儿子：“这种好药，该叫什么名字呢？”

胡文虎说：“我想过了，它有这么多的治疗功能，我们就叫它“万金油”吧！你们看好不好？”

胡文豹赞成地说：“好！这个名字叫得响！”

母亲也说：“商标干脆就用你的名字：“虎”牌万金油！”

胡文虎到当地政府办理过注册手续后，就开始批量生产"虎牌万金油"，并且把永安堂药铺改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然而，一种新事物，就是再好，一开始也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万金油的命运也是这样。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的箱子，到同乡开的药店去推销。可是大家根本不相信万金油会有那样好的效果，都不肯买，胡文虎跑得腰酸腿痛，却常常是早晨一箱提出去，晚上提回来还是一箱！有的人碍于同乡的情面，勉强收下一些万金油代卖，却又不向病人介绍，结果还是卖不出去，到胡文虎去结账时，他们就让胡文虎把没卖掉的万金油拿走。

当时正是盛夏，许多穷人患了热病无钱治疗，只能买日本的仁丹服用。万金油的疗效决不比仁丹差，为什么人家只买仁丹而不买万金油呢？当真是中国货不如日本货？胡文虎猛然想到满街张贴的仁丹广告，顿时醒悟了：你不作宣传，人家怎么会知道万金油的好处呢？！他马上采取对策，一方面，让胡文豹拿出一些万金油，免费赠送给无钱买药的穷苦人；另一方面，他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抽出钱来，印制了一批介绍万金油功效的广告，亲自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去宣传。他先花钱雇了两个人帮他贴广告，可第二天上街，却一张也没见到。他找到那两个人问，那两个人推说是被人撕掉了。胡文虎无可奈何，只得自己上街去贴，直到后来遇到一个同乡阿愚，才算有了个帮手。

免费用万金油治好了病的穷人，都成了虎牌万金油的义务宣传员；再加上广告的作用，没过多久，万金油果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永安堂虎豹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

胡文虎没有满足。他的雄心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广。为了进一步发展永安堂的业务范围，1923年，他留弟弟胡文豹在仰光主持业务，自己到新加坡去筹建永安堂虎豹行的总行。同时，他又重金聘请专门人才，搜集古代药方进行研制改进，开发出了“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新药。

胡文虎接受了创业之初的教训，始终将广告宣传放在重要地位，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钱很多，而且挖空心思，设计引人注目的广告。万金油的小铁盒上，印的是一头形象生动的老虎；说明书上则印着胡文虎的肖像：西装革履，浓眉大眼，神态庄严，让人在使用万金油时，就会想起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良药。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街头路口悬挂大量灯笼，灯笼上一边画着老虎，一边写着“永安堂”，加深人们对永安堂和虎牌药的印象。

20年代中期，他又到处张贴广告，重金征求日历画稿，应征的人非常多，画稿像雪片样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用手攀着一只老虎的脖子，人虎相依微笑，栩栩如生。胡文虎一眼看见，就被这幅画的新奇构思吸引住了，赞不绝口，当即以重金买下这幅画，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这年的日历印成后，胡文虎到处赠送，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见了，也连声叫好，还说：“胡文虎真是个天才的商人！既然他的广告都离不开老虎，他为什么不定做一辆老虎式的轿车呢？”这话很快传到了胡文虎的耳中，他觉得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当真花巨款让汽车厂给他特制了一辆车头装饰成老虎头的轿车，把车灯做成老虎眼睛，还把汽车喇叭声做得像老虎的嗥叫。这辆车在街上行驶，知道的人就会想到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药，不知道的人也会向别人打听这辆怪车的来历，回去后还会对别人说起这老虎车，无形中就为胡文虎做了广告。1935年10月，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代表队的总领队，率队到上海，特意把这辆老虎车也带到上海。当轿车驶进上海滩时，他让司机慢慢地开，不时闪动老虎眼睛似的车灯，摁动像老虎叫声的喇叭，引得上海人纷纷拥上来看稀奇，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晚上，在招待会上，胡文虎又一次大出风头，当场表示愿意拿出数百万的巨款，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有关胡文虎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29年初，胡文虎就在新加坡建起一座制药总厂，有职员30多人，工人400多人，并购进了新式的机械设备，每月可生产万金油3万打、八卦丹1万打、头痛粉2万箱、清快水3000多打。

1932年，胡文虎把永安堂虎豹行总行迁到香港，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又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昆明、重庆、汉口、梧州、澳门、台湾等地及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分行，在欧美一些人城市也设立了特约经理部。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虎牌药品在国内和东南亚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必备的“灵丹妙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大富豪。

资本雄厚的胡文虎，做广告的花样也越来越出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文虎就叫人在上海报纸上做了一则广告，标题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内容是河南某地某人给永安堂的电报，说他肚子突然绞痛，什么药都吃了还是不好，后来服了永安堂的一块万金油，不一会，放出几个大屁，肚子就完全不痛了，特此表示感谢！人们读到这样的广告，在发笑之余，不觉也记住了万金油的功效。后来国民党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胡文虎又做了一个广告，醒目的标题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必须揩油》，新生活运动有提倡廉洁奉公的内容，这里怎么竟在提倡“揩油”呢？读下去才知道，广告是说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大家必须时时揩点万金油，提神醒脑，保持精神焕发，身体健康！

由于报纸不断提高广告收费，胡文虎觉得与其花钱在人家的报纸上做广告，还不如干脆自己办一张报纸。他说干就干，1929年1月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份《星洲日报》。随后，他陆续又办起了《星光日报》、《星岛日报》等近20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这在中国华侨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星洲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1937年还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评为12家优秀华文报纸之一。

1935年，别出心裁的胡文虎，又在新加坡岛西南岸巴西班让路旁，兴建了一座“虎豹别墅”，又叫“虎标万金油花园”，整个公园依山面海，风景优美，不但有假山石洞、亭台楼阁，还有“十八层地狱”、“西游记”等中国民间神话雕塑和“美洲一角”、“澳洲一角”等外国风光雕塑。全部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资金，可是别墅建好后，胡文虎并不住在里面，而是把它作为旅游场所，供人游览、休息。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太呆了，胡文虎也不解释。因为他知道，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记住胡文虎和胡文豹这两个名字！所以，1936年，他又在香港买下一座小山，同样修建了一座供人旅游的“虎豹别墅”。

胡文虎牢牢记着父亲当年的遗言：“子孙万代都不能忘记故土家乡”在成为大富豪之后，他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每年从永安堂提出25％的利润，兴办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学校教育。除了捐巨款兴建300多所小学外，他资助过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学院、海滨中学等几十所学校；并捐资兴建了南京中央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等12座医院，创办了上海儿童收养所、福惠儿童院、广州儿童新村、广东老人院等慈善机构。他听说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气得接连几天不肯吃饭，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在新加坡兴建一个游泳池，取名“华人池”，门口也竖上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只准华人入内游泳”！

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多次捐款，支援抗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文虎到处宣传“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胡文虎爱国观念不敢后人，愿竭尽努力，以尽华侨天职！”为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将军非常感动，曾亲笔为胡文虎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祖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七七事变”之后，胡文虎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不止一次慷慨捐款，成为海外华侨中捐款最多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出于义愤，纷纷抵制日本货，不买不用。但一直销路很广的日本仁丹，仍然占领着四川各地的市场。重庆永安堂分行的经理胡万里，专程前往香港，向胡文虎汇报这个情况，商量对策。胡文虎自从创业以来，就把日本仁丹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再加上民族仇恨，当即要胡万里不惜代价，把日本仁丹赶出四川！胡万里在胡文虎的支持下，组织起5个宣传大队，每队50人，深入四川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自己的虎牌药，抵制日本仁丹。宣传队员个个身穿有老虎图案的服装，胸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还化妆成老虎，每到一处，先表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和歌舞，结束时再发广告，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并且为病人治病，赠送虎牌药品。很快，在四川各地，虎牌药都取代了日本仁丹。永安堂的作法，引起了日本人的极端仇恨，1940年，日本广播电台公然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的三层楼房全部炸毁！胡文虎知道后，反而连声说：“值得！值得！只要把鬼子的仁丹压倒，再炸一个永安堂也值得！”表现出一个爱国实业家的民族气节！

王永庆 台塑集团

王永庆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永庆的曾祖父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只得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后来便定居在台湾省嘉义县的新店镇直潭里。王家几代都以种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

1917年1月8日，王永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茶农家中。

王永庆刚刚学会走路，就跟着母亲出外去捡煤块和木柴，希望能换点零钱，或者供自己家烧水做饭。童年的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俄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王永庆7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失学，取出多年积攒起来的几个铜板，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别家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会穿上漂漂亮亮的新衣服，可王永庆还是平时的那一套，他穿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他头上戴的草帽早已破了，但还得靠它挡一挡烈日风雨。他买不起书包，只能用一块破布包上几本书。他连鞋子都没有，总是赤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波！

就是这样的生活，王家也没能维持多久。小永庆9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

王永庆的祖父劳苦了一辈子，最后只给孙子留下了一条教训。他对王永庆说：“种茶这一行，看来是难以为生的。就是饿不死，也吃不饱。你是读过书的人，希望你不要再困在这里，还是立志出门闯天下吧！”

15岁的王永庆，听了祖父的话，决心走出山区，去寻找一个能挣到钱的地方，帮助母亲养活一家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县城，在一家米店里当上了小工。聪明伶俐的王永庆，除了完成自己送米的本职工作以外，处处留心老板经营米店的窍门，学习做生意的本领。第二年，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米店的生意了，就借了些钱做本钱，自己在嘉义开了家小小的米店。

米店新开，营业上就碰到了困难。原来，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一天到晚冷冷清清，没有人上门。16岁的王永庆只好一家家地走访附近的居民，好不容易，才说动一些住户同意试用他的米。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努力为他的新主顾做好服务工作。他主动为顾客送上门，还注意收集人家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他还免费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它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经过王永庆的艰苦努力，他的米店的营业额大大超过了同行店家，越来越兴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碾米厂，自己买进稻子碾米出售，这样不但利润高，而且米的质量也更有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建筑业动得最快。王永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便抓住时机，抢先转向经营木材，结果获利颇丰。这个赤手空拳的农民的儿子，居然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这时，经营木材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便毅然决定退出木材行业。

那么，该干什么好呢？

50年代初，台湾急需发展的几大行业，是纺织、水泥、塑胶等工业。当时台湾的化学工业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企业家是何义，可是何义到国外考察后，认为台湾的塑胶产品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日本的产品，所以不愿向台湾的塑胶工业投资。出人意料的是，这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王永庆，却主动表示愿意投资塑胶业！消息传出，王永庆的朋友都认为王永庆是想发财想昏了头，纷纷劝他放弃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当地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公然嘲笑王永庆根本不知道塑胶为何物，开办塑胶厂肯定要倾家荡产！

其实，王永庆作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铤而走险。他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对塑胶工业还是外行，但他向许多专家、学者去讨教，还拜访了不少有名的实业家，对市场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甚至已私下去日本考察过！他认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来制造PVC塑胶粉。这是发展塑胶工业的一个大好条件。

王永庆没有被别人的冷嘲热讽吓倒。1954年，他和商人赵廷箴合作，筹措了50万美元的资金，创办了台湾岛上第一家塑胶公司。3年以后建成投产，但果然如人们所预料的，立刻就遇到了销售问题。首批产品100吨，在台湾只销出了20吨，明显地供大于求。按照生意场上的常规，供过于求时就应该减少生产。可王永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扩大生产！这一来，连他当初争取到的合伙人，也不敢再跟着他冒险了，纷纷要求退出。精明过人的王永庆，竟敢背水一战，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使台塑公司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产业。王永庆有自己的算盘。他研究过日本的塑胶生产与销售情况，当时日本的PVC塑胶粉产量是3000吨，而日本的人口不过是台湾的10倍，所以，他相信自己产品销不出去，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而是因为价格太高——要想降低价格，就只有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

第二年，他又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塑胶产品加工厂——南亚塑胶工厂，直接将一部分塑胶原料生产出成品供应市场。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王永庆的计算是正确的。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路自然打开了。台塑公司和南亚公司双双大获其利！从那以后，王永庆塑胶粉的产量持续上升，从最初的年产1200吨，发展到现在100万吨，使他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PVC塑胶粉粒生产企业。

当台湾企业界一轰而上角逐于木材行业时，王永庆果断地转向了塑胶行业；可是，当他在塑胶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却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关注他当初借以发家致富的木材行业。这一看，又让他看出了新的发财途径。

王永庆看到，由于台湾木材销路好，商家大量砍伐，可是他们要的只是树干部分，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树枝丫，都被白白地抛弃而浪费了。王永庆想，台湾的棉花产量严重不足，一直靠进口来补充，如果利用废弃在山上的树枝丫制造人造纤维，以替代天然纤维，一定会有发展前途！经过考察论证，1964年10月，王永庆开始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两年半以后，台南新化八卦山下矗立起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成为当时世界首创的连贯作业的人造纤维工厂。它使大量过去被抛弃的木材废料变成了纺织纤维，既节省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为台湾纤维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而台塑、南亚、台化三大企业，使王永庆在当时台湾50家大厂商中名列第三！进入90年代，王永庆的产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包括16家人企业公司，拥有员工4万多人，股东10万人，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650万新台币！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王永庆，连一贯以经营业绩傲视世界的日本企业家，也对王永庆衷心钦佩，把他与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的创始人相比，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许多经营管理思想，都已成为企业家们信奉的至理名言。王永庆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认为最有效同时也最有意义的做法，是选择“永远追求更大贡献”作为企业的目标。为了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企业就会鼓舞斗志，继续不断地扩充事业规模，经常保持着迎接新挑战的热情，和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他说：“我不但与别人竞争，也对自己严格要求！”

邵逸夫 香港电影皇帝

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香港以至东南亚的居民，虽然不一定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敢说没同他发生过“业务”上的往来。因为，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院遍布多处地方，总计达200家左右。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影片！

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单说他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20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邵逸夫真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

邵逸夫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中，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

电影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精明商人的心计。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就要挨骂，还不敢向哥哥诉苦，因为哥哥不但不会袒护他，还会责备他：“谁叫你那样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想干大事业？”邵逸夫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

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于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它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邵逸夫已中学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邵仁枚对弟弟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转眼10年过去了。邵逸夫也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筑起了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使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高纪录。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有人来打搅。据说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一说他的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心爱的电影了！

作为亿万富翁的邵逸夫，早已不把赚钱放在心上，但他对怎样花钱却很注意。有人说他是“不为赚钱为花钱”，他每年捐出的款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

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富豪傳授發達秘訣（下篇）

創造財富是當今最為招搖最為時尚也最具誘惑力的詞語，成為富翁也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想法。

美國作家福利森指出，要成為億萬富豪，有五大秘訣，我們在上期介紹“懂得把偉大創意發揚光大”及“通常臉皮都鍛煉得很厚”兩大祕訣後，本期將繼續闡釋其他三大秘訣。

3.氣定神閒面對風險

投資沒有一定賺錢的道理，不過，富豪們一定有辦法使自己安渡投資的低潮。專家們發現，富豪們大多是玩撲克牌的高手。他們大多生活作息有規律，婚姻生活穩定、美滿。有志成為富豪的人，不妨向他們的生活態度看齊。維珍（Virgin）品牌的創始人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就是這類富豪的代表。

布蘭森從一間電話亭大小的辦公室起家，資金比大多數人去娛樂場所享受一夜良宵所花的錢還少。而現在他的企業王國觸角遍及婚紗、化妝品、航空、鐵路、唱片甚至包括安全套，最近更跨入手機、電子消費產品領域。

“我從不認為工作是工作，娛樂是娛樂。”在加勒比海的尼克小島上，布蘭森悠閒地躺在別墅外的吊床上，膝頭放著個黑色小本，嘴裡叼著塑料圓珠筆。雖然是早上7點鐘，但他已經工作兩個小時了，然而從他的臉上很難看出一絲倦容。他隨意地在本子上勾畫瞬時的靈感，把商務談判和合同的重要內容也記錄下來。

但他這個本子裡記載的不止是這些，還有比如邁可傑克遜想來小島玩；妮可基曼說她想到這裡來打網球；準備給他們寫的信等等。

理查德布蘭森，這就是維珍（Virgin）品牌的創始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嬉皮士資本家”。他的形象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雖置身於名流社會，卻一頭披肩長髮，終日休閒打扮，玩世不恭。這一切使他更像搖滾明星，而不是一個商業世界“穿著西裝的紳士”。

這樣一位“嬉皮士資本家”，一手創建了“維珍”品牌，並讓這個品牌在英國深入人心，其認知度達到了“駭人聽聞”的96%。這個品牌質高價廉，而且時刻引領時尚潮流，始終受到年輕一代的狂熱追隨。

4.獨到眼光撿便宜貨

對於富豪們來說，撿便宜貨不是在整個社會都認為很便宜的時候買進。

他們認為，一旦某項資產的現價已經低於其“潛在價值”時，就是介入的最佳時機了。國際著名的投資家羅傑斯（Jim Rogers）就是靠這種眼光和執行力享譽國際。

1984年，外界極少關注、極少瞭解的奧地利股市暴跌到1961年的一半時，羅傑斯親往奧地利實地考查。經過縝密的調查研究後，他認定機會到來，於是大量購買了奧地利企業的股票、債券。

第二年，奧地利股市起死回生，股市指數暴漲，羅傑斯大有所獲，因此美名遠播，人敬稱為“奧地利股市之父”。

對於投資，羅傑斯給大家的建議是，“每個人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方式。我本人比較喜歡那些無人關注的、股價便宜的股票。但是做出背離大眾的選擇是需要勇氣的，而且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紮實的研究和分析。”

他一再強調“如果想要長期地賺大錢，一定要腳踏實地。”

5.抱緊資產

要想財富長久，就要具備足夠的定力，拒絕短期利益的誘惑，抱緊核心資產。李嘉誠能夠多年蟬聯亞洲首富，就是得益於他能夠抗拒誘惑，永不放棄的精神。

事實上，大多數的亞洲企業大亨，無論他在本國是多麼叱咤風雲，他也逃離不了一個命運：不過是家族企業的再延續。

但李嘉誠卻是個例外。這倒不是因為他掌控著香港的經濟――經營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壟斷著面向中國內地的輸電線；享有著來自頂級地產商和零售商的美譽；以及擁有著最大的移動手機運營商的頭銜。而是因為，唯有他能夠在他的領域中，頻繁地被世界所感知，甚至進而影響全球這一行業的未來。

李嘉誠金言：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在一個政策的實施之前都必須做到這一點。當我著手進攻的時候，我要確信，有超過百分之100的能力。換句話說，即使本來有100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儲足200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隨便去賭一賭。

“亚洲股神”李兆基：想成功勿太早结婚

“亚洲股神”李兆基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奠基典礼上，幽默地总结了他的成功秘诀。

1.一定要奋斗勤劳，李兆基回忆到他最开始只带著1000元钱去到香港，只能靠亲戚的照顾，希望的不过是“日求两餐，月求1000”，经过刻苦奋斗才有了今日的局面。

2.要取得第一桶金后，以钱赚钱，“如果拿著1000元去投资，第一次能有2%的回报，那日积月累下来也是很大的財富，怎么会成不了富豪呢”。

3.李兆基劝想要成功的人不要太早结婚，有的时候家庭的负担会成为枷锁；最后，他提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想赚钱就要选择能赚钱的职位，否则入错行就会和嫁错郎一样一生痛苦。

星洲互动．2009.06.29

企業大亨再起風雲‧名望高，熱力比一比

2008年掀起全球經濟風暴，大馬富豪大亨也未能悻免受到衝擊，紙上財富大縮水。

如今經濟情況日見好轉，國內外較好經濟數據頻傳，市場情緒再度回溫股市大力回彈，大亨的財富逐步回籠。

隨著經濟回春露曙光，一些大亨旗下掛牌公司，趁勢再度活躍市場，進行企業動作穩定江山，市場臆測或消息此起彼落。這股大亨風雲，吹得馬股一池的漣漪，方興未艾。

信心保證市場追捧

大馬股市近期出現一些“大亨股”效應，主要是他們旗下財團龐大、股票流通量大、財勢雄厚、擁有良好的人脈與网絡，符合基金經理的投資條件，成為追逐的“心頭愛”。

分析員認為，很多時候，較佳實力的大亨股，往往會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激起市場注意、或成為領漲或領跌指標，這可在全球經濟不景前後波動走勢足見一斑。

上市公司大股東或掌舵人若是著名企業大亨，特別是國內10大首富，投資者會對有關上市公司較有信心，並在買進他們的股票時給予一點額外溢價，實不為奇。

市場觀察家認為，另一個觀點是，市場可能會認為，能夠成為成功企業家及累積鉅大財富，他們在企業營運方面肯定有過人之處，從而隨之趁低買進他們控制的股票，以圖分得一杯羹。

基金經理張子敏認為，龐大財團的股票流通量較佳，使投資者或基金經理在買進或賣出這類股票，進行套利套現較為容易，也是一些大亨股特別受落的主因。

大股東熱身好時機

股市從谷底回彈，市場情緒也大幅度好轉，適合上市公司，特別是由企業大亨掌控的財團進行各類的企業活動，股價大力支撐彈升，大亨的紙上財富也收“水漲船高”之效。

分析員預料，涉及大亨股的企業動作，如上市、業務重組整頓、企業融資、或公開市場籌資、私下配售或是甚至私有化等，將會有增無減，使市場企業消息此起彼落，從而刺激股價起落波動。

明訊動向引人注目

輝立資金管理首席投資員洪國興舉例，大馬第二大富豪丹斯里阿南達2007年將旗下的明訊（MAXIS）進行私有化時，相信是借貸了大筆錢，可能為了要減輕債務、或是其他原因，使其動向再次引起市場注目。

他認為，明訊旗下國內外業務需要資金發展，惟目前重新融資較不容易，主要是金融市場先考慮風險因素，所以阿南達若趁當前市況較為好轉，進行一些企業活動，也是合情合理發展。

分析員指出，由於消息尚未獲得證實，阿南達股項的消息方興未艾，市場擁有很多想像空間，包括將明訊注入東亞衛星（MEASAT,3875,主板貿服組）或是另一家上市公司-ASTRO公司（ASTRO,5076,主板貿服組）、明訊可能重新上市、以及將東亞衛星私有化等。這使它們的股價大漲甚至是漲停板。

阿南達－最火紅



丹斯里阿南達旗下上市公司，有ASTRO公司、東亞衛星全球、丹絨（TANJONG,2267,主板貿服組）。已私有化的明訊動向再次引起市場注目，各類傳言滿天飛，可說是近期最火紅的大亨。

洪國興認為，阿南達旗下另兩家公司-ASTRO公司、東亞衛星全球皆否認為市場傳言，即不涉及明訊企業活動，不過，它們的股票卻在略為回跌後再次彈升（炒起），相信市場傳言有一定的可信度，事出必有因。

“更何況這只是涉及到大股東問題，尚沒有直接涉及到旗下上市公司，它們否認也是符合實情。相信一旦阿南達敲定最後決定正式公佈，明訊是否重返馬股上市、或是其他企業方案，整件事情自然會“水落石出”。”

須謹慎交易“傳言股”

當然，最後“甚麼也沒有”也是其中一個可能性，相信這也是交易所吁請投資者謹慎交易“傳言股”的原因。

明訊私營代下市後，由於不再是上市公司，沒有市價及價值准則，相信要獲取銀行大筆融資，比上市公司較為困難。

何況上市公司股票可以作為貸款融資抵押品，要逼倉也較容易與方便，而非上市公司就沒有這項優勢。

有鋻於此，市場臆測明訊尋求重新上市，也並非全無道理，可能是直接重新上市、或是直接注入本身上市公司“借屍還魂”，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陳志遠－創意取勝




曾經被市場稱為股市狙擊手的丹斯里陳志遠，旗下公司眾多，主要上市公司如成功集團（BJCORP,3395,主板貿服組）、成功置地（BJLAND,4219,主板貿服組）、成功多多（BJTOTO,1562,主板貿服組）及成功媒體（BJMEDIA,6025,主板貿服組）等，尚有許多未上市公司，使他的企業動作也頻繁，往往也是馬股企業活動新點子的先鋒。

分析員表示，最近陳志遠旗下的成功置地的表現較為活絡，這可能與一批債券於今年8月到期有關，市場密切關注它將如何應對或解決融資問題。

至於旗下其他相關公司包括成功集團、成功多多等，會否涉及其中，或是會有些甚麼企業動作，都是市場密切關注的發展。

分析員表示，由於成功集團及旗下上市公司的規模龐大，對從資金市場融資或籌資的需求非常大，有時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沒有大亨支撐及擁有相當財勢與聯繫，著實不易。

郭鶴年－為金鵬撐腰



金鵬集團（TRANMIL,7000,主板貿服組）已宣稱沒有重大消息宣佈，不過，仍然受到各種消息纏身，股價還是走高企穩，使市場認為“事出必有因”。

洪國興認為，最有可能涉及業務重組活動，使公司增值或是脫售於認為更善於管理貨運業務的新人，這都是對公司業務前景有利的消息，吸引投資者趁低吸購。

強力後頓加強重組信心

分析員認為，這間公司擁有強勁的大股東為後盾，即大馬首富“糖王”郭鶴年，在某程度上加強投資者對公司前景或重組計劃的信心。

證券交易員鄭文認為，金鵬最近股價大反攻，可能是債務問題已獲解決，甚至是大股東有可能私有化。由於市況及情緒好轉，投資者風險“胃口”也放大，臆測這間公司有望增值而追逐該股。

惟她也勸道，其實這間公司的負債率偏高，投資者有必要加以關注與謹慎。

除了金鵬集團之外，郭鶴年在大馬的上市公司，包括PPB集團（PPB，4065，主板消費品組）、大馬散裝貨運（MAYBULK，5077，主板貿服組）、及香格里拉（SHANG，5517，主板旅店組）。

林國泰－動作頻仍



丹斯里林國泰掌舵的雲頂（GENTING,3182,主板貿服組）及名勝世界（RESORTS,4715,主板貿服組），向來都是國內投資機構甚至散戶的最愛，也是股價表現的主要支柱之一。

雲頂集團最近的一些企業動作，獲得市場的認同和支持，也是其股價從今年初谷底大力反彈的主要因素。

雲頂最新動作，當屬擴展海外業務版圖最令人触目，特別是最近以1億美元（約馬幣3億5000萬令吉）代價購入美國賭業鉅子-美高梅幻影3.2%股權的舉動。

市場人士認為，這可能還有後續動作，特別是通過美高梅集團的良好關係進一步染指澳門賭業市場，因後者在澳門與何超瓊聯營賭場，各持有50%股權。

或通過美高梅進駐澳門

洪國興認為，雲頂購入美高梅集團股權，雖然僅佔3.2%，不過卻是相當具策略性，可能是通過後者進駐澳門的踏腳石，後續發展拭目以待。

他表示，大亨持有的上市財團系列公司，往往擁有“水漲船高”的連鎖效應。

他舉例，雲頂旗下的新加坡臂膀-新加坡雲頂的股價，從今年初的谷底約30仙漲揚逾倍，至近期的約70仙水平，身為後者的大股東，雲頂的股價也跟著“水漲船高”，收連鎖效應的利好推動。

基金經理張子敏表示，無論是否有大亨效應，雲頂的股價走勢相當穩健，即是逐步揚升，沒有大起大落。

鍾廷森－隨鋼鐵價起舞

丹斯里鐘廷森旗下金獅集團的金獅工業（LIONIND,4235,主板工業產品組）、金獅多元控股（LIONDIV,2887,主板消費品組）、金獅機構（LIONCOR,3581,主板工業產品組）、及百盛（PARKSON,5657,主板貿服組）等上市公司，大部份業務性質屬於資本密集，特別是鋼鐵行業，受到全球經濟衰退及國際鋼鐵及相關原產品價格的顯著影響。

這使其旗下上市公司在經濟風暴中跌得很兇，惟隨著目前形勢長足轉好，開始紛紛從谷底強力回彈。

分析員指出，金獅機構的股價，今年初一度重挫至15.5仙的低水平，惟至今已回彈至逾50仙水平，前後的差別高達約35仙，或是從低點強力猛彈逾200%。

金獅工業今年的最低點為57仙，目前已回揚至約1令吉40仙水平，反彈漲幅也近150%，堪稱波動性強烈大起大落股項。

賽莫達－各自精彩

土著企業大亨丹斯里賽莫達控制多家上市公司，包括吉朗（ZELAN,2283,主板建築組）、怡保工程（IJM,3336,主板建築組）、MMC機構（MMCCORP,2194,主板貿服組）、國家稻米（BERNAS,6866,主板貿服組）、貿易風（TWS,4421,主板消費品組）、及貿易風種植（TWSPLNT,6327,主板種植組）等。

它們大多數是分而治之不集中，即雖然擁有共同大股東，不過並不是全部上市公司皆持有另一家公司股權，彼此之間各有各的表現，缺乏連鎖效應。

雖然全球經濟衰退，向來作風極為低調的賽莫達，仍然保持其穩健步伐繼續擴展一些上市公司及海外業務，特別是在擁有強勁聯繫及网絡的中東市場。

東尼－成新黑馬

分析員認為，亞洲航空（AIRASIA,5099,主板貿服組）大股東兼首席執行員拿督斯里東尼費南達斯有望成為大亨黑馬。

東尼費南達斯從零開始，經營廉價航空公司亞航之後，成功成果是有目共睹，使亞航成為全球最成功最具競爭力的廉價航空公司，同時，也為東尼晉身億級富豪俱樂部會員行列。

亞航有意擴展業務版圖

基金經理張子敏認為，除了亞航本身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東尼也進一步擴展其業務版圖至相關領域，包括長途廉價航空、廉價酒店、及金融金領域等，而且已顯現一些成果，假以時日有望進入突出企業家行列，實可稱為大亨級的黑馬。

分析員指出，令人側目的一點，就是東尼的鬥志高昂，不向劣勢低頭，適逢航空業泠風颼颼，吹倒許多航空公司，包括廉價航空公司紛紛重虧之際，東尼旗下的亞航卻是逆流而上，使它最新一季業績依然取得豐厚盈利，讓市場刮目相看。

作風低調股價穩健

丹斯里郭令燦---豐隆集團掌舵人

旗下上市公司向來低調。市場僅傳丰隆銀行（HLBANK,5819,主板金融組）擁有涉及併購主題的潛能，至於其他上市公司都在沒有“必要”時“口風很密”，目前尚沒有宣佈重大動作。

丹斯里張曉卿---常青集團

在東南亞、香港、中國、台灣、和南美等共擁有5家報館及30家雜志社，使他擁有亞洲傳媒大王的稱號。他旗下公司也在多國經營木材生意、媒體、地產、油棕、銀行及養魚業等。上市公司包括在大馬與香港股市進行雙邊上市的世華媒體（MEDIAC,5090,主板貿服組）、常青油棕（RSAWIT,5113,主板種植組）、常丰控股（SUBUR,6904,主板工業產品組）、及常成控股（JTIASA,4383,主板工業產品組）等，走勢表現常與基本面息息相關。

丹斯里阿茲曼哈欣---大馬集團

旗下上市公司多已穩健成熟，這輪的全球經濟不景對它打擊不大，可說是穩坐“釣魚台”。

丹斯里楊忠禮及丹斯里楊肅斌---楊忠禮集團

向來低調，旗下上市公司的股價走勢多以基本面為主，作風平實及缺乏投機味道。最近旗下的洋灰股有動靜，也因為受到振興經濟配套的刺激所致。

丹斯里鄭鴻標博士---大眾銀行（PPBANK,1295,主板金融組）

為國內管理最佳的銀行集團，在經歷幾許的大風大浪的考驗，在今次經濟風暴保持穩健，還是投資機構避風險必持有的股項，所以股價跌至一定水平，必有人趁低吸購，流通率也高。

丹斯里李深靜---IOI集團（IOICORP,1961,主板種植組）

作風平實，主要是與市場或大環境的走勢一致，並與原棕油、及原油價格起落息息相關，特別是與業績表現為依歸，是國內外投資機構的最愛，股價表現也平實穩健。

Forbes Asia Malaysia’s 40 richest list

First Richest: Robert Kuok

Second Richest: Ananda Krishnan

Third Richest: Lee Shin Cheng


KUALA LUMPUR: Three newcomers made their debut on Forbes Asia’s 40 richest Malaysians for 2009, whose combined wealth fell by 22% to US$36 billion (RM126 billion) from US$46 billion a year ago.

Forbes Asia said the newcomers, who made their debut thanks to the discovery of better or new information, were IOI board member Chan Fong Ann (No 18, US$209 million), gaming tycoon Tan Sri Chen Lip Keong (No 21, US$195 million) and software executive Goh Peng Ooi (No 34, US$112 million).

The magazine said the 22% loss in wealth was largely in line with the 21% drop in the Kuala Lumpur Composite Index (KLCI) and was not too bad,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ringgit had lost 10% against the US dollar, the currency in which the net worth is measured.

It said four people had returned to the ranks after an absence of a year or more. Among them are Tan Sri Syed Mohd Yusof Tun Syed Nasir (No 37, US$100 million) and Tan Sri Tan Teong Hean (No 39, US$95 million), who cashed out of Southern Bank several years ago and are now making new investments.

The minimum net worth to make the list is US$90 million, down from US$100 million last year. This is held by Tan Sri Kua Sian Kooi, executive chairman of Kurnia Asia, who made it to the last spot following a big rally in his insurance firm’s stock, up 50% since the start of April.

Forbes Asia said Malaysian citizen Ong Beng Seng, who has lived in Singapore for decades, is wealthy enough to qualify but stands to be listed under that nation’s 40 richest in September,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and his wife, Christina, who is a citizen of Singapore, share a number of holdings.

Kuok Group’s patriarch, Robert Kuok, is No 1 again with a net worth of US$9 billion, down from US$10 billion a year ago. He has held the top spot every year since Forbes Asia began ranking the 40 richest Malaysians in 2006.

Tan Sri Ananda Krishnan held to his second place with a net worth of US$7 billion, down from US$7.2 billion last year. Ananda has also maintained the same ranking every year since 2006.

Together, Kuok and Ananda are worth US$16 billion and account for 44% of the top 40’s wealth. They are also the two richest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Third-richest is Tan Sri Lee Shin Cheng, head of IOI Group,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operators of oil palm plantations. He is worth US$3.2 billion, down from US$5.5 billion last year, but keeps his position in the top three.

Malaysia has nine billionaires who are collectively worth US$30 billion, representing 84% of the total wealth amassed by the country’s top 40. This is the biggest wealth disparity among Forbes Asia’s rich lists.

Tan Sri Vincent Tan (No 10, US$750 million) of Berjaya Corporation Bhd is the only Malaysian to have dropped out of the billionaire ranks in the past 12 months as share prices in his companies declined.

Forbes Asia said the net worth among the 40 richest had picked up since March when Forbes published its world billionaires’ list. Kuok’s holdings are up US$2 billion since that period, in line with a surge in the KLCI. Five other billionaires have posted a combined US$800 million in gains since then.



1. Robert Kuok
(Down) US$9 billion Diversified
85. Married, eight children
One-time rice, sugar trader heads multinational Kuok Group. Biggest source of wealth is stake in Wilmar International, a palm oil outfit run by his nephew. Other big holdings are Hong Kong real estate group Kerry Properties, hotel operator Shangri-La Asia. Has an interest 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ublisher. With Filipino tycoon Eduardo Cojuangco Jr’s San Miguel, he plans to spend up to US$1 billion to develop public land for farming to boost agricultural sector.

2. Ananda Krishnan
(Down) US$7 billion Telecom
71. Married, three children
Runs Maxis Communications, Malaysia’s largest cell phone service provider, with more than 10 million subscribers; took it private in June 2007 in US$12 billion deal, then sold 25% to Saudi Telecom the same month. Last year, he sold Excel,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London’s Docklands, for reported US$230 million and bought 20% stake in British regional newspaper chain Johnston Press, luckily a small holding, as stock has dropped more than 80% since as it struggles with debt. Modern art collector, has homes in Kuala Lumpur, London and south of France; has a son who is a monk living in the forest.

3. Lee Shin Cheng
(Down) US$3.2 billion Palm oil
70. Married, six children
Former plantation field supervisor
heads IOI Group, one of world’s leading operators of palm oil plantations, refineries. Took its IOI Properties private in April. IOI’s stock has doubled since November but still down a third since last year amid falling commodity prices.

4. Lee Kim Hua
(Down) US$2.5 billion Gaming
80. Widowed, six children
Widow of Lim Goh Tong, who transformed a jungle on outskirts of Kuala Lumpur into one of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asino resorts. Genting Group is now run by her son Lim Kok Thay (No 14) but inheritance is held in trust to benefit Lee, he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5. Teh Hong Piow
(Down) US$2.4 billion Banking
79. Married, four children
Former bank clerk opened first bank in 1966. Now his Public Bank has 14,000 employees; branches throughout Malaysia, also in Cambodia, Laos, Sri Lanka, Hong Kong, China. Set up Public Islamic Bank as a subsidiary in November 2008. Donates to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o the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to fund planting of trees.

6. Quek Leng Chan
(Down) US$2.3 billion Diversified
68. Married, three children
Heads conglomerate Hong Leong Group Malaysia, with interests in finance, entertainment, real etate.Bought 5% stake in Mokhzani Mahathir’s (No 16) Kencana Petroleum and 3% in 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 last year. Family’s Guoco and is planning retail, residential, office projects in China. Inherited business from his father, one of 3 brothers to start a banking group in 1920s.

7. Yeoh Tiong Lay
(Down) US$1.8 billion Diversified
79. Married, seven children
Founded YTL Corp, one of Malaysia’s largest conglomerates, run by his son Francis.

8. Syed Mokhtar AlBukhary
(Down) US$1.1 billion Diversified
57. Married, five children
Former rice trader controls Malaysia Mining Corp (MMC); has stakes in Malaysia’s Johor Port,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Malakoff, natural gas distributor Gas Malaysia. Inking projects in Saudi Arabia, Jordan. Lost billionaire status earlier this year but back up top thanks to rebound of MMC stock. His Albukhary Foundation offers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from poor countries to pursue college education in Malaysia.

9. Tiong Hiew King
(Down) US$1 billion Timber
74. Married, four children
Dubbed by some as Asia’s RupertMurdoch — his Chinese Media International has five newspapers, 30 magazines in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China, Taiwan, North America. His Rimbunan Hijau, has palm oil, timber assets. Big player in New Zealand, where he owns timber, property and fish farming companies; also in Papua New Guinea, where he has an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 hypermarkets and controversial logging operations.

10. Vincent Tan
(Down) US$750 million Diversified
57. Married, 11 children
Has run Berjaya since 1984; interests in hotels, lotteries, real estate, finance. Operates 7-Eleven, Wendy’s, Starbucks, Borders in Malaysia. Opened first Krispy Kreme store there in April. Also operates 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and sanitary landfill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China. Selling stake in moneylosing US eatery Roadhouse Grill; setting up a school in China.

11. Azman Hashim
(Down) US$470 million Finance
69. Married, five children
Longtime banking executive has been executive chairman of Amcorp since 1993. Malaysia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Opened Brunei operations in May. Chairman of the Malaysian Investment Banking Association. Loves scuba diving, painting and fast cars. A singer, has also recorded numerous albums.

12. William H J Cheng
(Down) US$390 million Retail
66. Married, three children
Runs the Lion Group, which has interests in plantations, steel, property.Though nicknamed “Steel King,” biggest source of wealth is his indirect stake in Chinese retailer Parkson Retail, which he chairs. Also known as Cheng Heng Jem.

13. G Gnanalingam
(Up) US$260 million Ports
64. Married, three children
Former tobacco and advertising executive, cofounded, heads Westports Malaysia, one of nation’s biggest ports. Private company valuation up because of better information from outside analysts; expects volume to contract for first time since it started as a container business in 1996. Has stake in transit hub KL Sentral.

14. Lim Kok Thay
(Down) US$225 million Gaming
57. Married, three children
Son of late Lim Goh Tong, has runGenting since 2003. Building gaming resort on Singapore’s Sentosa Island, slated to open in 2010. His Star Cruises is working with Filipino tycoon Andrew Tan’s Alliance Global to develop resort complex in Manila Bay.

15. Anthony Fernandes
(Down) US$220 million Airlines
45. Married, two children
Perennially optimistic travel tycoon on move during recession. His AirAsia, region’s largest budget airline, added flights to Bali, Taipei; secured debt financing for15 new planes. Stock down just 2% in past year. Its two-year-old long-haul discount airline AirAsia began flying from Kuala Lumpur to London in March; Richard Branson is an investor.

16. Mokhzani Mahathir
(Down) US$215 million Oil services
48. Married, five children
Son of former PM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runs petroleum company Kencana; former chairman switched roles and redesignated chief executive in September. Investors include Quek Leng Chan (No 6). Recently became chairman of fibre optic cable outfit Opcom Holdings, replacing his brother, its founder, who was named depu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 Also Malaysian Grand Prix chief, authorised Porsche dealer.

17. Lee Oi Hian
(Down) US$210 million Diversified
58. Married, four children
Chief executive of Kuala Lumpur Kepong, involved in plantation, property, retail. Bought palm oil business, Ladang Perbadanan-Fima last year; disposed of stake in Barry Callebaut Malaysia. Its Crabtree & Evelyn brand being hit by economic downturn. Also chairs Malaysia Palm Oil Council, chemicals company Batu Kawan; serves as director of UK chemicalsmaker Yule Catto & Co plc.

18. Chan Fong Ann
(New) US$209 million Palm oil
78. Married
Joined board of Lee Shin Cheng’s palm oil group, IOI 1985; remains a no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one of its biggest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with a nearly 3% stake.

19. Kamarudin Meranun
(Down) US$205 million Airlines
48. Married, five children
Deputy CEO of AirAsia, which he cofounded with Fernandes (No 15). Also close partner with Fernandes in several other businesses including AirAsia X, in which he owns a bigger stake; Tune Hotels, which has five locations and is opening seven more; and Tune Money.

20. Chong Chook Yew
(Down) US$200 million Real estate
87. Widowed, four children
Columbia University grad has run family’s Selangor Properties since 2000. Stock down just 5% in past year, buoyed by successful housing project in Claremont, Australia.

21. Chen Lip Keong
(New) US$195 million Gaming
61.
Founded NagaCorp in 1995, the year he obtained 70-year gaming license in Cambodia; built country’s largest gaming resort, Naga World. Listed in Hong Kong in 2006. Serves as economic advisor to Cambodia’s prime ministe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nd president of Malaysia tourism company, Karambunai. Trained medical doctor, headed Composite Technology Research, aerospace outfit owned by Malaysian government, for seven years.

22. Lee Swee Eng
(Down) US$190 million Oil services
53. Married
Runs KNM Group, which provides services and equipment to oil and gas industry; stock dropped by more than half in past year. In September announced joint venture with France’s Prosernat to form KPN Gas Technology. Fortune includes shares belonging to wife, Gan Siew Liat,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Edge Financial Daily, May 29, 2009.

Malaysia’s 40 richest see wealth decline 22% to US$36b

Written by Joseph Chin

KUALA LUMPUR: Malaysia’s 40 richest people saw their combined wealth reduced by 22% to US$36 billion (RM126 billion) from US$46 billion a year ago, according to the 2009 Forbes Asia Malaysia Rich List (For the full report in PDF format, click here).
It said on May 28 the 22% loss in wealth is largely in line with the 21% drop in the Kuala Lumpur Composite Index and is not too bad considering the fact the ringgit has lost 10% against the US dollar, the currency in which the net worths are measured.

Kuok Group’s patriarch, Robert Kuok, is No 1 again with a net worth of US$9 billion, down from US$10 billion a year ago. He has held the top spot every year since Forbes Asia began ranking the 40 richest Malaysians in 2006.

Ananda Krishnan held to his second place with a net worth of US$7 billion, just down from US$7.2 billion last year. He has also maintained the same ranking every year since 2006.

Together, Kuok and Krishnan are worth US$16 billion and account for 44% of the top 40’s wealth. They are also the two richest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Third richest is Tan Sri Lee Shin Cheng, head of IOI Group,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operators of palm oil plantations. He is worth US$3.2 billion, down from US$5.5 billion last year, but keeps his position in the top three.

Malaysia has nine billionaires who are collectively worth US$30 billion, or 84% of the total wealth amassed by the country’s top 40. This is the biggest wealth disparity among Forbes Asia rich lists.

Tan Sri Vincent Tan (No 10, US$750 million) of Berjaya Corporation Bhd is the only Malaysian to have dropped out of the billionaire ranks in the past 12 months, as share prices in his companies declined.

Three newcomers made their debut, thanks to the discovery of better or new information. They include IOI board member Chan Fong Ann (No 18, US$209 million), gaming tycoon Tan Sri Chen Lip Keong (No 21, US$195 million) and software executive Goh Peng Ooi (No 34, US$112 million).

The net worth among the 40 richest has picked up since March when Forbes published its world’s billionaires list. Kuok’s holdings are up US$2 billion since that period, in line with a surge in the nation’s stock market index.

Five other billionaires posted a combined US$800 million in gains since then.

Four people have returned to the ranks after an absence of a year or more. Among them are Syed Mohd Yusof Tun Syed Nasir (No 37, US$100 million) and Tan Sri Tan Teong Hean (No39, US$95 million), who cashed out of Southern Bank several years ago and are now making new investments.
The minimum net worth to make the list is US$90 million, down from US$100 million last year. This is held by Kua Sian Kooi, executive chairman of Kurnia Asia, who made it to the last spot following a big rally in his insurance firm’s stock, up 50% since the start of April.

Malaysian citizen Ong Beng Seng, who has lived in Singapore for decades, is wealthy enough to qualify but stands to be listed under that nation’s 40 richest in September,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and his wife, Christina, who is a citizen of Singapore, share a number of holdings.

The latest issue of Forbes Asia also features Tan Sri Francis Yeoh, head of conglomerate YTL and son of founder, Yeoh Tiong Lay (No 7, US$1.8 billion).

Initially losing out on bids for power-generating firms last year, the younger Yeoh says acquisition of PowerSeraya, Singapore’s second-largest power generator, along with large cash reserves, has given YTL “a very strategic position to win more power assets globally”.

The top 10 richest in Malaysia are:
1) Robert Kuok; US$9 billion

2) Ananda Krishnan; US$7 billion

3) Lee Shin Cheng; US$3.2 billion

4) Lee Kim Hua; US$2.5 billion

5) Teh Hong Piow; US$2.4 billion

6) Quek Leng Chan; US$2.3 billion

7) Yeoh Tiong Lay; US$1.8 billion

8) Syed Mokhtar AlBukhary; US$1.1 billion

9) Tiong Hiew King; US$1 billion

10) Vincent Tan; US$750 million